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生成/曾明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17:20:30 浏览:9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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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生成
曾明生
内容提要：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性根基，是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导引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具有导向和制约作用，我国应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关键词： 宪法发展 刑法目的 生成
刑法的目的，就规范意义而言，是指在社会力量的作用或影响下，国家制定和适用刑法，积极追求刑法的某些特定功能、作用和价值所期望达到的理想结果；它也应是不同层级目的的总和。前者更侧重于狭义上的刑法目的；后者（目的总和）却是广义上的刑法目的。 但是，刑法目的不是无缘无故地生成（产生和形成），而是具有其特定的生成基础。现代刑法目的的生成根基大致有三：一是宪法性根基，它指刑法目的在生成过程中根植于宪法中的基础，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当然包括宪法修正案的有关内容。二是客体性基础，即可能被择定为刑法目的内容的那些对象，如刑法（客观）功能、作用和价值等。三是社会性基础，它指刑法目的生成过程中，刑法目的主体在追求与选择客体性目标以及反馈宪法性根基时，起制约作用的各种社会性背景。本文仅探讨宪法发展与刑法目的的产生和形成。
一、宪法发展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
宪法是变化发展的。从世界宪法史看，宪法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革命宪法”，二是“改革宪法”，三是“宪政宪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并强调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意味着中国宪法在经历了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曲折后开始从“革命宪法”向“改革宪法”转变。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 因此，我国刑法的制定从以“改革宪法”为根据将向以“宪政宪法”为依据转变。宪法基础在变革，由此生成的刑法目的也须随之变化发展。这是刑法目的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否则，不与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相适应，必将破坏宪法之为根本法、母法的尊严，乃至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发展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指导及制约作用。为更深刻地研讨这一问题，这里有必要涉入宪政改革及宪政建设的理论领域。
（一）宪政与宪政宪法
给宪政下一个完整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中外学界在宪政概念的整体上有较大差异，它们主要表现在宪政的目的、核心和精神等方面。我们认为，宪政是出于对约束与限制公共权力而出现的一种消极性的政治结构体制,它与民主之间有着深层的、彼此消解的扩力,整合它们间的矛盾、平衡其价值冲突是确立民主宪政国家的关键。宪法及其价值观如自由、公正、民主和法治等构成了宪政的基础因子。宪法及民主是宪政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法治是宪政的制度框架与结构，自由、人权和公正是宪政的主要目标。当然，一定意义上民主和法治也略带宪政目的的色彩。
宪政宪法，是以宪政为主要特征的宪法。“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这时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不仅有法律，而且有法治。宪法真正享有最高法律权威，国家和社会管理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轨道。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的危机。一切重大改革，皆是合宪的改革。惟有如此，宪法方可成为定国安邦与长治久安的基石。
（二）指导并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
指导和制约刑法目的生成的宪政基础，本文特指我国的宪政改革与宪法修改甚至“宪政宪法”。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所由产生的“母法”。一般认为，法律随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强调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但它也是发展的。既然我们处在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的历史时期，知晓当前宪法必须改革的基本内容已是当务之急。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宪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加强对权力的规范、监督和制约，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宪法改革应当围绕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公民权利。” 可喜的是，今年3月我国宪法修正案已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定为一项宪法原则。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迈向法治和宪政时代的一大历史性进步，而且这也为立法和司法机关在面对不同利益的权衡时能够做出有利于保护人权和公民权利的解释和推理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外，学界通常认为，应参照中国已经签署或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对现行宪法已有的权利体系做必要的补充、修改。同时，应集中考虑解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中国法律的协调问题。譬如，在人身权利方面，研究如何从立法角度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收容教养制度和刑事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保护制度等。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利的救济应当通过宪法改革加以改变。因此，在我国宪法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过程中，随着宪法权利救济机制的日益完善，宪法（包括宪法目的及价值观）对刑法目的和刑法规范生成的导引、约束与钳制作用将不断加强。亦即，以上宪政改革以及宪法修改乃至“宪政宪法”的最终形成，将是指导和制约我国刑法目的生成的重要的宪政基础。
（三）发展中的宪法性根基对刑法目的生成的导引和制约机理
如前文已述，宪法性根基包括宪法目的、价值观以及宪法条文。有学者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都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宪德”，即不可以也不应当直接在法院里适用的伦理和政治的原则、纲领和惯例，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二是“宪律”，即可以并应当在法院里适用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 若依此划分，则“宪德”涉及“宪法条文化”的宪法目的、宪法价值观及其非“宪律”的条文，而“宪律”只能是除“宪德”外的一些宪法条文而已。宪法目的、价值观及其宪法条文（含“宪德”、“宪律”）对刑法目的的指导和制约，其机理主要表现在：
我国宪法所确认的法价值观——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是宪法条文的内在精髓与基本理念，而刑法规范的制定与适用，必须遵循宪法原则及规范，同时蕴涵其对宪法目的、价值观的追随。换言之，宪法根本法的地位，首先体现于它的导向功能，即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应当顺应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引，而不得与之抵触；其次，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才是表现为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最高约制力。这种约制力又反过来保障其导向功能的发挥。当然，宪法约制力的强弱依赖违宪审查机制的完备程度。当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不健全，宪法的约制力较弱，它的导引力也因之大大降低。由于宪法的生命在于运用，即如果宪法不能被运用到生活中去，那么就注定不会有人在乎它，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纸上，而非刻在“公民的心中”，因此，为了避免宪法导引力的缺损，重要的步骤是，实行宪法变革，尤其是违宪审查机制应及早完备。
总之，不论刑事立法者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 都应合乎宪法目的、宪法价值理念及其条文精髓的基本要求。惟有如此，方可使刑法目的及其生成具有宪政意义的合宪性。
二、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
由于宪政具有极大的合理性并且宪政文明构成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更重要的是，建设“宪政中国”势在必然， 因此，惟有立足于宪政基础上应然建构的刑法目的，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既有前瞻性又有合理性。
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主要是充分保障人权和自由，同时追求在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条件下的秩序与安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目的，应是符合“宪政宪法”的目的。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宪政及“宪政宪法”目的之基本内容和要求。通常认为，刑法的合宪性问题以往没有受到重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宪法观念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宪法规范被虚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刑法观念中缺乏受宪法制约的意识，即简单地把刑法视为惩治犯罪、打击敌人的工具，而没有提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因此，构建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必然要求我们真正树立宪法观念，增强宪法制约的意识，加强人权的保障等等。另外，“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作为宪政意义的刑法目的，也是“宪政宪法”目的的重要内容，而国家政治权力有限收缩，正是宪政目的的基本要求。虽然宪法的限制作用，是在双重意义上理解的，即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但因为宪法对刑法的限制是在特定时期发挥刑法制裁力、防止刑法被滥用以及尽量扩大公民权利与自由的积极保障，所以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根本，“限政”基础上的秩序与安全因此也是“宪政宪法”目的影响刑法目的的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我们仍应关注宪政意义上的刑法及刑法目的与宪法目的的关系。一般而言，建立在宪政基础上的刑法又是实现国家宪法目的的手段。申言之，宪政基础上的刑法目的是刑法规范与宪法目的及条文之间的中介与桥梁。刑法规范及刑法目的应受宪法目的、价值观及条文的指导及其限制。因为宪法是刑法最根本的渊源，刑法来源于宪法，而且受制于宪法，所以也可以说，刑法是根据宪法制定的，不以宪法为根据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违反宪法的刑法目的及刑法规范，都无存在的理由和根据，而且刑法规范也是无效的。可见，国家刑事立法权、司法权和刑罚权与公民权利的合理配置的根本依据，应当是“宪政宪法”的条文及其所蕴涵的法治目的和价值观。惟有如此生成的刑法目的才具有合宪性、合理性及道统性（即体现人本与自由）。
当然，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开始注重从宪政角度构建刑事法律和刑事法治，这无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合宪性大多局限在法规范的层面上。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之宪政意义，内含刑法目的之合宪性的追求。宪政不仅是刑法规范的基础，而且首先应是刑法目的之基础。考察刑法的宪政基础，不仅是对刑法规范合宪性的审视，也是对刑法目的合宪性的考量。作为立法与司法动力源的刑法目的接受合宪性的考量，理应首当其冲。不论立法者的刑法目的，还是（广义）司法者的刑法目的，都应当加强人权保障的份量。我们应着实贯彻实施刑法基本原则，尤其是当前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应继续清除刑法功能和价值取向上的陈腐观念，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以及为刑法领域建构违宪审查制度作好理念准备。基于国权主义刑法观较强的特殊的法律文化背景，我国宜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宪法，以强调该原则蕴涵的人权、自由及公正等目的价值在“一般意义上的至上地位”，并对违宪审查机制加以完善，增强其确定性、稳定性和保障性。由此极大地彰显政治文明、法治、公正及其人道，而对这些目标、价值的追求，也与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秩序之价值目标相辅相成。我国正进行宪政改革、现已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为一项宪法原则,行将步入“宪政宪法”时代，建设“宪政中国”。这一历史发展趋势，必将为罪刑法定原则入宪和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提供重要契机。
作者简介：曾明生（1971-），男，江西人，汉族，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硕士。笔者谨此感谢本人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屈学武教授就本文写作所提出的宝贵指导意见。本文已发表于《法学杂志》2004年第3期。
注释：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法发〔２００７〕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七年七月八日
为依法惩治受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受贿刑事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提出以下意见：
一、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１）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２）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
（３）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
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前款所列市场价格包括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不针对特定人的最低优惠价格。根据商品经营者事先设定的各种优惠交易条件，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的，不属于受贿。
二、关于收受干股问题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提供的干股的，以受贿论处。进行了股权转让登记，或者相关证据证明股份发生了实际转让的，受贿数额按转让行为时股份价值计算，所分红利按受贿孳息处理。股份未实际转让，以股份分红名义获取利益的，实际获利数额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三、关于以开办公司等合作投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为请托人给国家工作人员的出资额。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未实际出资而获取“收益”，或者虽然实际出资，但获取“收益”明显高于出资应得收益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前一情形，以“收益”额计算；后一情形，以“收益”额与出资应得收益额的差额计算。
五、关于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通过赌博方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
实践中应注意区分贿赂与赌博活动、娱乐活动的界限。具体认定时，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１）赌博的背景、场合、时间、次数；（２）赌资来源；（３）其他赌博参与者有无事先通谋；（４）输赢钱物的具体情况和金额大小。
六、关于特定关系人“挂名”领取薪酬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八、关于收受贿赂物品未办理权属变更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房屋、汽车等物品，未变更权属登记或者借用他人名义办理权属变更登记的，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１）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２）是否实际使用；（３）借用时间的长短；（４）有无归还的条件；（５）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
九、关于收受财物后退还或者上交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十、关于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离职后收受财物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前或者之后，约定在其离职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在离职后收受的，以受贿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物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十一、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范围
本意见所称“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十二、关于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问题
依照本意见办理受贿刑事案件，要根据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有关规定和受贿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准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惩处少数，教育多数。在从严惩处受贿犯罪的同时，对于具有自首、立功等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行政效能监察办法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阿坝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行政效能监察办法的通知
阿府发〔2011〕11号
各县人民政府，州直各部门，卧龙管理局：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行政效能监察办法》已经十届州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行政效能监察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效能监察，健全监督机制，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机关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阿坝州辖区内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效能监察，是指监察机关依法对监察对象的工作效率、效果、效益等进行监督的活动。
第四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应当坚持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监督检查与制度建设相结合、行政效能监察与行政效能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第五条 行政效能监察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制。根据工作需要，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
第六条 监察机关重点对下列影响行政效能的行为和事项实施监督检查：
（一）不遵守和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规定的；
（二）不贯彻执行本级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的；
（三）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
（四）不按照规定实行政务公开，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知情权的；
（五）不落实“三项制度”（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增加行政管理相对人办事成本或者难度、不按照时限和质量要求完成职责范围内的事项、推诿扯皮的；
（六）应当纳入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而未纳入的；
（七）涉及多个部门的工作，牵头部门不履行牵头职责，或者配合部门不配合牵头部门工作，造成工作延误的；
（八）不文明执行公务，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
（九）其他违反行政管理规定，损害行政效能的行为和事项。
第七条 监察机关履行职责，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一）对监察事项涉及人员进行询问；
（二）列席与监察事项有关的会议；
（三）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提供与监察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进行查阅以及予以复制；
（四）要求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五）责令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停止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行政纪律的行为；
（六）对监察事项涉及的有关场所、物品和行为进行实地勘查、调查或者监督，根据工作需要提取现场的文字资料、图片或者进行摄像；
（七）责令被监察部门和人员对其违法违纪行为造成的损害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措施。
第八条 监察机关开展行政效能监察，采取日常监察和专项监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九条 监察机关开展日常监察应当包括下列方式：
（一） 随机监察。通过明查暗访、查阅资料、现场监督等方式对监察对象的行政效能情况进行随机监察；
（二）电子监察。运用电子监察系统对监察对象依法履行职责情况进行实时监察；
（三）评议评估。组织社会各界对监察对象行政效能情况进行评议评估；
（四）现场监督。对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重大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实施过程进行现场监督；
（五）跟踪督查。对监察对象在重大项目、重点工作推进中的行政效能情况跟踪督查；
（六）例行监察。对行政机关可能影响行政效能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进行例行监察，督促整改和建章立制；
（七）受理投诉。采取多种形式，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监察对象在工作中影响行政效能的问题和行为的投诉，并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调查处理；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方式。
第十条 监察机关按照下列程序开展行政效能专项监察工作：
（一）确定监察事项；
（二）制定监察工作方案；
（三）发出监察通知书；
（四）组织有关部门和人员实施监察，提交监察报告；
（五）根据监察结果，进行责任追究、作出监察建议或者监察决定。
第十一条 监察机关根据下列情况确定行政效能专项监察事项：
（一）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部署和要求；
（二）本级人民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
（三）本级人民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专项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情况；
（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有关行政效能的问题。
专项监察事项的确定，应当经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重要监察事项的确定，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二条 监察机关制定的行政效能专项监察工作方案应当包括时间安排、具体步骤、工作要求、人员分工等内容，经监察机关负责人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十三条 监察机关向被监察单位发出行政效能专项监察通知书，应当载明专项监察的主要内容、时间安排和具体要求，由监察机关负责人签发。
第十四条 监察机关组织实施行政效能专项监察，应当组成两人及两人以上的监察组，可以组织有关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者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邀监察员以及民主党派、社团组织、专家等有关人士参加。监察组应当全面客观地了解情况、收集证据，查清问题及原因。监察组应当提交专项监察书面报告，提出处理意见。
第十五条 监察机关应当根据行政效能专项监察结果，进行责任追究、作出监察建议或者监察决定等处理。作出重要监察建议或者重要监察决定，应当报本级人民政府同意。
第十六条 实施行政效能专项监察，采取以下方式依法追究责任：
（一）责令公开道歉；
（二）停职检查；
（三）引咎辞职；
（四）责令辞职；
（五）免职。
责任追究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责任追究由监察机关或者任免机关实施，提出监察建议涉及组织处理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责任追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理：
（一）受到行政责任追究后一年内，又因行政效能问题应当受到责任追究的；
（二）干扰、阻碍调查处理的；
（三）对投诉举报人打击、报复的。
第十八条 主动发现错误并采取补救措施的，可以从轻、减轻或免予责任追究。
第十九条 责任追究对象依照有关规定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对责任追究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提起申诉。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申诉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
第二十条 监察机关实施行政效能监察时，监察人员应当向监察事项涉及的单位或者个人出示《四川省人民政府监察证》。
第二十一条 对阿坝州辖区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及其从事公务的人员实施行政效能监察，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阿坝州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