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民用建筑供热计量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唐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唐山市发展外向型经济奖励规定》的通知
下一篇: 沈阳市绿化条例

强化法治环境建设 努力构建和谐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基层司法工作调研报告

李志刚 姚达武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要求将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是“基层基础年”和“城市管理年”，福田区委、区政府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出发，把工作重心向基层转移，提出了我区“十一五”发展规划和“环境立区”战略部署，着重构建和谐的法治环境。基层司法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力量，起着“第一道防线”作用。香蜜湖街道从和谐社区发展出发，提出了“整合机构、强化队伍、完善机制、创新手段”的基层法治工作模式，为基层司法工作环境和和谐社区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整合机构，完善联动机制，整体推进基层司法工作向纵深开展
按照科学性整合机构，提高工作效率，是现代行政管理的必然要求。今年以来，香蜜湖街道转变观念，开拓创新，在全市率先提出了建立街道安全保障中心的构想，进一步均衡了安全管理资源，丰富了社会安全管理载体，完善了社会安全的监管手段，增强了社会安全工作的承接能力。
街道原有的机构配置，存在应急能力不强、联动工作配合不到位等问题，各职能部门分散行动，缺乏统一、协调、有机、有效的联合，信息沟通不到位，工作效率低，难以解决部门之间相互推委、相互“打架”的状况。街道党工委针对这些情况，根据《香蜜湖街道内设机构整合及运行暂行办法》的具体要求，实行街道内部机构整合，建立安全保障中心，实行部分业务整合和部门功能拓展、职能增加为主的调整。安全保障中心内设三个组，即社会安全保障组、公共安全保障组和居家安全保障组。社会安全保障组由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组成。
街道司法所的主要工作任务是：（1）协助街道综治部门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群防群治；（2）协调街道各职能部门开展普法工作，指导、组织社区单位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负责法律“三进”（“法律进校园”、“法律进家庭”、“法律进工厂”）工作，宣传国家法律法规；（3）开展法律咨询、援助服务；（4）处置各类群体性事件，做好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各类民间纠纷，参与重大疑难民间纠纷调解工作；（5）做好“两劳”释放人员安置帮教工作；（6）指导社区工作站依法推进业主委员会的成立、选举、维权等工作。
“香梅北跨线桥”群体性纠纷案件是香蜜湖街道机构整合后联动应急处理工作比较成功的一个范例。自媒体刊登了政府准备在香梅北新建立交桥的消息后，香梅北片区有部分居民坚决抵制，涉案人数多，达上千人次，并多次酝酿集体到政府部门上访、游行等群体性行动，造成工程停工达3年之久。司法所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持属地管理原则，参与、配合社会安全保障组工作，积极介入事件的稳定和调处工作，采取了以下相应措施：（1）高度重视，及时介入，针对维稳工作的新动向、新特点，研究解决修桥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着力构建上下联动、纵横协调、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大调解格局，抓苗头，早预防、早发现、早调解，及时制止过激行为；（2）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在社区设立宣传栏，悬挂宣传标语，散发法制宣传资料，宣讲集会游行示威法和信访条例，引导群众理性诉求、合法维权；（3）深入社区，及时掌握苗头动向，进行座谈劝解，积极排查和调解矛盾纠纷；（4）抓重点对象的维稳工作，掌握重点对象动态，及时做好疏导工作；（5）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落实解决群众的基本诉求。目前，该宗群体性纠纷已基本得到解决，取得群众谅解，立交桥建设工程也顺利开工。
近几个月来，司法所配合街道综治办、城管科、城市管理执法队按照社会安全保障组的要求采取联合行动，坚持从社区普法依法治理出发，积极搞好“严打”整治斗争。司法所协助社会安全保障组清理乱摆卖，查处占道经营269宗，超线摆卖229宗；查处违法养犬23宗，无证医疗1宗；查处车压人行道32宗，违法户外广告113宗；处理有关脏乱差的群众投诉534宗，立案处理各类违法违章行为66宗。在清理工作中，司法所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清调”并举，有效防止了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等重大社会矛盾发生，提高了基层司法效率和依法治理社区的水平，使辖区治安环境的面貌焕然一新。
从香蜜湖街道安全保障中心的运作情况来看，机构整合可以进一步深化基层司法改革，增强基层司法信息的采集、沟通和处理水平，完善整体联动工作机制，提高基层司法的预警应急处理能力，提高基层司法效率，整体推进基层司法工作向纵深开展，有效防止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等重大社会矛盾发生。
二、强化基层司法队伍建设，正确处理三个重要关系
基层司法队伍建设是实现基层司法工作现代化、正规化、法制化建设的主要力量。街道司法所正确地分析、认识和审慎地解决在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辩证地处理好三个重要关系，着力培养、建设一支政治合格、作风优良、业务精湛、管理过硬、结构合理的基层司法人才队伍，保证基层司法队伍建设沿着正确、键康的轨道发展。
1、正确处理思想政治素质与专业管理水平的关系。政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和灵魂。基层司法队伍的作风过不过硬，处理问题是否与党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端不端正，关键在于思想政治素质。只有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才能充分发挥基层司法队伍的战斗堡垒作用。专业管理水平反映了基层司法队伍的司法工作水平和效率，反映了依法治理社区的能力，反映了基层司法工作者的创新意识和研究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司法所纠正了社区部分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只重业务水平、忽视自身思想政治素养的现象，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要求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坚持“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增强自身的政治修养和业务水平，讲政治、促业务，迅速造就了一支能打硬仗的基层司法工作队伍。
2、正确处理使用与培养的关系。知识丰衰期理论表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的知识在不断“老化”、“过时”，就像放射源不断衰减一样，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也在不断地增长和完善。基层司法工作者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行政管理知识，才能出色地完成基层司法工作任务。街道司法所一方面指导、监督社区的基层司法工作，另一方面着力构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组织，邀请法律专家，为社区基层工作人员“充电”。2006年3月，司法所组织辖区100多名调解员进行了人民调解工作培训，增长了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律水平，提高了社区人民调解的整体工作水平。
3、正确处理服务与管理的关系。这里面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司法所与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之间的服务与管理关系，二是基层司法工作人员与社区群众之间的服务与管理关系。从第一层关系来说，司法所理顺服务与管理的关系，对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化行政管理关系为行政服务关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人为本，强调服务人才，认真处理好引进人才与造血固本的关系、“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的关系、保持稳定与人才流动的关系、严格要求与容短扬长的关系、广览人才与量才录用的关系，解决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轻装上阵，激励他们全心全意搞好基层司法工作。从第二层关系来说，司法所纠正了社区一些同志以社区管理者自居，在群众面前高高在上的态度，提倡社区服务意识，构建服务型组织，端正工作态度，强调权来于民、用之于民，要求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坚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出发，便民惠民，搞好法律服务工作。2006年2月，司法所开展了“三八”妇女维权活动，与街道妇联、计生办等部门合作，联合举办了“百万妇女卫生健康行”系列活动，组织社区基层司法工作人员开展卫生法律知识咨询服务活动，组织70多名医生保健人员现场开展义诊服务，吸引了辖区工程兵家属和外来女工500多人参加，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三、完善预警应急处理机制，防范群体性突发事件
矛盾纠纷的新变化在于群体性抗法事件日益增多。群体性抗法可以分为直接使用群体性抗法和使用“上访”两种形式。矛盾的群体性增强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突出特点。对此，香蜜湖街道司法所提出了“预警社会化、反馈信息化、处理及时化、应变迅速化”的“四化”预警处理机制，对突发性、群体性矛盾纠纷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
1、预警社会化。司法所不断加强社会安全教育宣传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辖区建立了预警社会化机制，积极发展基层司法志愿者队伍，进一步落实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司法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社区积极广泛发动群众，为司法所提供动态的预警信息。近几年来，通过司法所的“四五”普法工作和广泛的法制宣传活动，基层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和谐意识有所增强。一旦社区有潜在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社区群众特别是老党员、老同志就会立即向基层司法部门报告，为司法所提早介入争取了时间。社区工作站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一方面积极做好调解工作，另一方面利用身在社区第一线的特点，也主动掌握苗头动向，积极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矛盾激化，防止事态扩大。
2、反馈信息化。街道安全保障中心不断拓宽安全信息反馈渠道，建立了社会安全保障信息沟通联系机制，一是由社会安全保障组牵头建立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横向信息沟通机制，二是由街道司法所牵头建立司法所与社区工作站、人民调解委员会之间的纵向信息沟通机制，进一步发挥民情员作用，及时收集、分析安全信息，建立健全安全信息处理、反馈、报告制度，做到安全信息渠道畅通广泛，各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掌握详细，为安全管理提供可靠的决策参考。司法所也在各社区建立了基层司法信息员制度，随时排查社区的矛盾纠纷。司法所还在所内建立了义务联络员制度，协调、联络街道各职能部门以及基层司法信息员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群众性纠纷，立即报告安全保障中心和司法所领导，以便迅速制定行动方案，采取必要的措施。
3、处理及时化。近年来，司法所开展了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建立了矛盾纠纷受理处理指挥中心，设立了专线电话，增添了机动车辆等专用设备，委派专人值班。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纠纷，司法所根据早调处的原则，提前介入，提前处置。司法所还建立了矛盾纠纷流动处理机制。所领导和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社区，指导和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随时发现一个，及时处理一个，不推委，不留“后遗症”。对于重大矛盾纠纷和复杂的纠纷案件，司法所立即赶往现场，指导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使矛盾纠纷得以及时解决。
4、应变迅速化。司法所充分认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克服一劳永逸思想，建立快速反应机制，逐步由被动式处置转到积极主动的全面长效处置上来，通过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拓展功能、梳理流程，形成长效的恶性案件快速应变机制；建立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的快速联动处理机制，与街道各职能部门建立了横向联动处理关系，与社区工作站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了纵向联动处理关系，抓苗头，早落实，早处理。司法所的机动车辆24小时处于战备状态。一旦社区发生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和暴力抗法等恶性案件，司法所自受理起半小时之内到达现场处理。2006年5月3日中午，香蜜湖一号工地19名工人因欠薪问题将工地大门堵塞，并将电闸拉下，不给供电。接报后，街道综治办、司法所和派出所在半小时内紧急赶到工地，将工人劝离大门，并按照“综司联调”模式进行调解。劳资双方达成协议，由江苏华建与包工头先拿出5万元，支付工人约一半的工资，余下的5月16日再支付。当天晚上19时，工人得到满意的答复，自动散去。该宗纠纷已基本解决，达到了“处理及时化”、“应变迅速化”的要求。
四、不断创新基层司法工作手段，夯实社会矛盾处置基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新形势下的各类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在征地拆迁、工伤事故、违法施工、拖欠农民工工资、道路交通事故等方面的矛盾纠纷逐年上升。对此，香蜜湖街道司法所从知识创新环境、现代高科技创新工具、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和社会矛盾处置方法等四个方面，积极探索和创新基层司法工作手段，推动辖区基层司法工作上新台阶。
1、加强基层司法知识创新环境建设。2006年3月市人大公布的《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创新促进条例》要求，“紧密结合特区实际，解放思想，事实求是，与时俱进”，“对改革创新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的方针”。基层司法知识创新环境是以法律知识为主导，充分发挥法律知识在社会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各类创新主体紧密联系和有效互动的基层法治环境。加强基层司法知识创新环境建设，有利于提高基层司法组织（包括司法所和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科学分析和科学决策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基层司法组织贯彻落实法律法规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基层司法组织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香密湖街道司法所在基层司法工作中，着力打造创新型组织，不断增强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知识创新意识，提高基层司法工作人员的法治素质，站在基层司法改革创新的前沿，敢想、敢干、敢创、敢学，使基层司法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下一步，司法所将建立基层司法知识库，加强基层司法组织的知识管理和战略管理，营造新时期基层司法组织的组织文化和法律文化，不断提高基层司法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效能；实施基层司法工作者知识创新教育工程，培养德知兼备的基层司法创新型人才；鼓励和支持知识创新活动，建立基层司法知识创新活动奖励机制，总结推广先进工作经验。
2、利用现代高科技创新工具，打造科学的基层司法工作环境。街道司法所按照“科学依法”的思路，着力打造科学的基层司法工作环境：（1）建立科学的基层司法形势分析评估体系，准确掌握各种基层司法信息，判断基层司法形势，指导科学决策，及时制定工作部署；（2）完善基层司法的保障机制和软硬件设施建设，把基层司法与推进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科学规划，统筹安排，扎实推进，提高社区法治意识和能力；（3）用社区发展的眼光，加强基层司法的科学理论研究，从更层次研究和思考基层司法工作中带有前瞻性、全局性的问题，重视预测性、综合性工作，加快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法制化进程；（4）推动科技创安网点布控建设。
下一步，司法所将加强办公室的科学管理，充分发挥电脑、互联网等现代高科技手段的作用，建设数字化、网络化的基层司法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办公自动化和现代化。该管理信息系统由法制新闻、普法宣传、人民调解、安置帮教、群众来信建议、信访邮件、法律法规、档案管理、基层司法工作机构、基层法治论坛等功能模块组成。基层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了解某一情况，可以随时通过电脑上网迅速查询，便于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开展基层司法工作，大大节约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也是“反馈信息化”的客观要求。社区群众也可以随时了解法制动态，了解自己需要的法律法规，化被动为主动，积极解决自身的法律问题，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基层法治论坛”可以促进社区群众对基层司法参与的积极性，符合“预警社会化”的实际需要。
3、创新人民调解工作领域。街道党工委要求，要科学合理地整合调解资源，形成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协调有效的调解工作机制。近年来，街道司法所从纵深拓宽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将各社区工作站的协调工作逐步规范到人民调解工作范畴；规范组织调解人员培训、纠纷受理范围等工作，完善内部运行机制，调整、充实调解人员；以司法所为指导主体，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我国劳动法与工会法在劳动维权的调解工作上存在着法律衔接不力、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不强等问题，企业工会组织在调解活动中难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而劳动仲裁也要求当事人有书面劳动协议，存在着受劳动合同牵制较大、仲裁周期较长、劳资双方对抗性较大等问题。一旦劳动合同存在不合理但不违法的“霸王条款”，劳动仲裁将被动地承认合同的有效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赋予了消费者组织以调解权，但一方面其调解协议仅相当于新的合同，同样缺乏法律执行力，另一方面消费者组织在调解处理诸如物业管理等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中的预警应急经验和能力不足，因而有些消费者组织尝试开展消费仲裁活动，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要求，仲裁应当有仲裁协议，而在消费实践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往往难以签订有效的仲裁协议。人民调解的突出优点在于，一是要求被调解双方具有参与调解活动的自愿性，不要求当事人之间一定具备书面合同关系，只要具有事实合同关系也可以受理调解案件，解决了法律上的衔接不足和劳资双方对抗性等问题，尊重与保障人民群众合法维权；二是人民调解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较强，可以依政策调解，有效解决不合理但不违法的“霸王条款”；三是调解周期较短，可以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四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人民调解协议具有一定的法院强制执行力，解决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五是基层司法工作组织具有一定的预警应急工作经验和能力，能解决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因此，香蜜湖街道司法所积极创新人民调解工作领域，提出了将劳动调解和消费调解纳入人民调解工作范畴的构想，初步开展了劳动和消费领域的人民调解试点工作。在2005年的“12•4”普法宣传日活动中，香蜜湖街道司法所与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合作，率先在全市开展了“消法进社区”活动，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咨询服务活动，参与的企业领导、员工和社区群众达600多人，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所还提出了人民调解参与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设想。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司法所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疏导群众情绪，引导受害人及其其家属理性、合法维权。
4、创新社会矛盾处置方法。在社会矛盾的处置上，香蜜湖街道党工委和司法所提出了“重点重抓、信调结合、综司联调、疏导矛盾”的工作方法。
重点重抓。一是重点抓矛盾纠纷重点对象的调处工作。2006年初，司法所加强了社区基层司法调研活动，重点针对辖区的3名老上访户开展了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协助区政府有关部门，解决了1名重点对象的经济补偿问题。二是重点抓矛盾纠纷重点事件的调处工作。2006年，香蜜湖变电站市政建设工作引发了群体性矛盾纠纷。市、区党委、政府和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市、区规划、环保、法制、供电、信访、维稳综治、公安、建设等16个单位共同参与说服教育工作。街道党工委、安全保障中心制定了《调处工作方案》、《宣传教育工作方案》和《复工建设维稳工作预案》。司法所协助安全保障中心，有针对性地制定工作方案和工作预案；广泛宣传，派发宣传资料，参加施工工地宣讲会，做好工程复工前的宣传解释工作，消除群众的疑虑；协助街道和派出所对主要挑头、煽动者等重点人员进行依法处置，使事态得到了控制。7月4日，变电站建设工程顺利开工。这也是市、区、街道三级“重点重抓”、“纵横联动”的成果。
信调结合。依法进行信访活动是行政法规赋予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司法所加强了对涉法信访工作的指导，针对社区群众的来信、来访，从节约型政府和节约型社区建设出发，开展了人民调解工作，节约了诉求资源和诉求时间，降低了诉求成本。司法所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1）搞好司法为民信访窗口的硬件建设，改善接访条件；（2）建立信访移案制度，应当由街道其他职能部门解决的，及时将案件转移到相关部门，防止矛盾纠纷激化；（3）对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实行限时回复制度，司法所能回复的及时回复，司法所不能回复的督促有关职能部门回复，增强政府行政工作的权威性；（4）群众来信、来访涉及矛盾纠纷的，司法所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开展调解工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5）严格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办理案件与动员息诉相结合、纠正错案与变通处理相结合、法制教育与依法惩处相结合的工作思路，着重做好初信初访工作，解决好越级上访、重复上访、集体上访、上访老户、闹访等难点问题；（6）认真研究涉法信访工作的规律，探索高效有序的工作运行机制，公开、公正地化解涉法上访事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06年1至9月份，司法所共接待群众上访66宗，调解成功64宗，调解成功率达到96%。
综司联调。在法理上，我们可以将社会矛盾的案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民事纠纷案件，另一类是治安附带民间纠纷案件。治安附带民间纠纷案件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打斗毁损财物案件，即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案件；另一类是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案件，即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对于一般民事纠纷案件，司法所采取了司法所行政指导下的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方法。对于打斗毁损财物案件，近年来司法所与公安派出所采取了警民联调的模式。对于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案件，香蜜湖街道党工委、安全保障中心、综治办和司法所大胆创新，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综司联调”的新模式，这也是社会矛盾调处工作机制和方法的新突破。综治办有比较丰富的社会治安纠纷处置经验和能力，司法所有比较丰富的民间纠纷调解和群体性纠纷调解工作经验和能力。两个街道职能部门在安全保障中心社会安全保障组领导下“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可以有效解决扰乱社会公共秩序案件。
2006年3月17日，鹏城建筑公司红岭中学高中部工地的近50名民工在香蜜湖路与侨香路交汇处聚集，准备采取堵路的过激行为。据民工反映，原因是工地的工程队欠薪，有的民工不但一个多月领不到工钱，而且包工头还要把他们赶走。街道得知情况后，党工委负责政法工作的领导立即带领综治办和司法所到达现场，马上将民工带离到路边，启动“综司联调”程序，对劳资双方进行调解，解决了民工欠薪问题，较好地处理了这一矛盾纠纷。
2006年3月29日，约40名香蜜湖东座酒店员工因资方欠薪，在酒店大门口拉横幅、叫口号抗议。接报后，党工委领导带领综治办、司法所工作人员协同派出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街道启动“综司联调”程序配合市劳动监察大队协调后，资方写出了关于解决员工食住问题的《承诺函》，由员工确认欠薪名单和金额，解决了这一拖欠员工工资的群体性纠纷。
从街道“综司联调”工作实践来看，“综司联调”能大大提高基层司法工作的效率，提高社会矛盾整体调解水平，提高社会预警应急工作能力，也是基层司法工作的新突破。
疏导矛盾。社会群众普遍是外来劳务工工资、企业经济、物业建设的矛盾，对群体性抗法的后果缺乏法律认识，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对社会这类事件的法律力度不够也是造成群体性抗法和上访行为越来越多的原因。司法所针对不同性质的案件，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案件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社会矛盾纠纷的直接使用群体性抗法案件，一般不适合排查解决。对于此类案件，司法所充分发挥基层司法疏导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宣调”结合，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增强群众法律意识，树立法律权威，依法妥善调解，坚决杜绝局部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现象的发生。
“群体性上访”的群体性抗法矛盾纠纷，也反映了一些人对政府工作秩序化的重要意义和法制意识认识不足。司法所“宣排”并举，加大排查调处的力度，争取早发现、早介入，既要防止事态扩大，也要加强调研活动，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能够依法调解解决的尽量调解解决，不能调解解决的也要协助政府相关部门解决，引导当事人通过法律程序解决诉求。对于当事人不合理、不合法的诉求，司法所认真做好法律的宣传、解释工作，说服当事人在法律范围内理性解决诉求，防止产生堵塞交通、暴力抗法等过激行为，力争将矛盾大化小、小化无，防止对政府的正常工作秩序造成干扰，影响政府的形象和权威性，影响社会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对于个别顽固采取过激行为，对社会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的，司法所积极主动采取相应措施，向上级司法机关汇报，力争对社会的损害降到最低。2006年1—3季度，司法所宣排并举，成功排查调处了“香梅北跨线桥”、“鑫兆豪汽车展销广场”拆迁和新天国际业主反对修建“香蜜湖变电站”纠纷等重大群体性上访案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发挥了基层司法“第一道防线”作用。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要“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司法所应当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民主法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从完善基层司法工作机制着手，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加强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和基层司法队伍建设，完善基层司法工作程序，整体推进基层司法实践向更深层次发展，强化社区法治环境，努力构建和谐社区，保障福田区“环境立区”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民商证据制度改革探究

刘京柱


内容提要:我国对民商证据制度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建立一套系统而具体的证据法律制度,是促进依法治国和民商事活动迅捷、有序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司法机关实现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本文结合审判实践,借鉴中外有关证据学说,就民商事证据制度改革中的举证责任制度、证据解释规则以及证据间的效力层次、举证责任时效和证人作证制度的完善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究。
关键词：证据制度 改革 完善
对证据问题特别是对民商事证据问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比较薄弱，虽然我们在司法活动中不停地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但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一套系统而具体的证据法律制度。毋庸置疑,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欠发达,处理民商事案件的经验和对经验教训的总结还比较缺乏,加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受到“重实体轻程序、重事实轻规范”观念的影响,司法工作人员对证据规则的理性认识缺乏,感性认识也甚寥寥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匡定,民商事活动迅猛发展,民商事纠纷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复杂程度上都较计划经济机制下有了大的飞跃,这迫切要求我们建立一套完整的证据认定和运用的规则(司法制度)以规范司法行为,使法官在要件事实(指相对于法律构成要件之生活事实)真伪不明时,能适用这一规则,并能提高对证据审查的科学化、技术化,进而衡量各种利益,实现司法公正。基于此,笔者拟借鉴中外有关学说,汲取相关司法判例和司法解释的营养,尝试就民商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几个问题进行探究，以期抛砖引玉,对民商事诉讼证据立法和司法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一、改革举证责任制度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上无法确定某种事实(确立一定法律效果的权利发生或消灭所必要的事实)的存在时对当事人产生的其所主张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认的法律后果。②这种无法确定在举证上表现为当事人举证不能或不充分,人民法院依职权也无法查清要件事实的真伪，其后果是当事人承担全部或部分败诉的风险责任。依通常规则,法院进裁判,必须先确定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关系是否存在,然后才适用相应的法律来判断其法律效果。如果法院经过证据调查,表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其存在或不存在的问题得到确定,则不产生待证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从而不发生法院无法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情形;但,如果法院及各方当事人，由于缺乏证据无法明确待证事实是否明确时，就会在诉讼上发生事实存否不明的现象。法官仍须对案件作出裁判,因为国家禁止法官以事实不清为理由拒绝对案件作出裁判。此时,法官必须居于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之目的(解决纠纷或维护法律秩序)承担裁判义务。③法院裁判的结果,要么是原告败诉,要么是被告败诉。面对败诉的不利情况,谁应就何种事实负举证责任?在要件事实存否不明的场合,谁应遭受败诉的判决?这种法律问题就是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依我国权威学者的解释,该条文设立了举证责任分担的一般原则,即:(1)当事人双方都应负担举证责任;(2)谁主张事实,谁举证。就是说无论是原告、被告,还是第三人,谁主张一定的事实(包括肯定事实和否定事实),谁就有责任提供证据证明该事实。④但该规定及其学理解释,没有就何人应就何种事实负责举证,以及在要件事实存否不明的场合,法院应对何人作出败诉判决的问题,为法官提供判决的标准。我国民诉法上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尚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我国民诉法第64条所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实质上并未明确何人应就何种事实先进行举证的问题,而法官又必须对诉讼作出判决,法官只得任意指定其中一方当事人先进行举证,在其无法举证,而人民法院又不能调查到有关证据的情况下，则作出对该方当事人不利(全部或部分败诉)的判决,这显然有失公正。如笔者曾审理过一起代销家具纠纷案件,原告向被告索要代销的家具款并提供了被告出具给的注明家具名称及价格的凭证,而被告予以反驳(否认)称原告的家具尚未售完,要求退还剩余家具,而经法院查明被告同期为原告等多人代销家具,一审法院责令原告举证证明被告处的家具不是自己的,因原告举证不充分而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在二审中,我们合议庭认为,原告主张积极事实(家具已售完)并提供了被告出具的注明家具名称、数量及价格的收到家具凭证,而被告主张消极事实(家具未售完)却不能提供证据表明尚存的家具是原告的,故二审改判被告向原告偿还剩余家具款。本案存在一个如何理解举证责任分担的问题。民事诉讼中的查证与审证相分离是必然要求,依照我国现行审判方式改革的有关规定,在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之间,当事人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法院只在审案必须时才进行一定的证据收集调查活动。即将法官的庭前调查取证活动限制到最低限度,使法官把主要精力放到审查判断证据上。对此,有必要建立证据审查和采纳、证据排斥、证据推定以及证据的运用等一系列证据规则。确定一系列的证据规则,既利于法院直接依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结论,避免不必要的查证,又利于法院在双方证据矛盾而又无法查实的情况下正确确定举证责任的分担,避免不必要的自由裁量,另外也可杜绝伪证现象的发生。⑤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主要包括:
(1)建立证据的申请、审查和异议制度。即对于当事人需要通过法院行使权力介入诉讼而收集证据的,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在审查后作出是否调查取证的决定。当事人有权在法院认为该案件不属其应调查取证的范围时提出异议,不提出异议者,在上诉审中将丧失出示该项证据的权利。
(2)确立“证据优先”原则。“证据优先”指当事人的一切主张必须有毫无可疑之证据相佐证,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推翻另一方当事人时,就必须承担败诉的后果。它摒弃了法官“自由心证”所带来的弊端,真正体现出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意义。
(3)明确规定证据的审查判断原则,也即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借鉴世界各国司法制度,规定一个适于我国国情的原则来规范法官审证的思维。这种审证规则应当是法官在双方当事人都认可或无正当理由反驳的基础上,借助科学的逻辑推理、判断科学、因果关系论、说服学、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等,从探索人在进行判断时的具体过程和思维规律入手,认可、排斥和矫正人的判断活动,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以确立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弄清案件事实。
(4)明确举证责任分担的基本原则。举证责任分担上应遵循如下原则:根据法律或经验法则,或根据法律政策的精神,以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就当事人之间的待证事实,参酌其请求及主张,合理地分配举证责任。照此原则,举证责任的分担,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律,法律虽无明文规定但有经验法则可依循的依经验法则；既无法律规定又无经验法则的,则根据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合理的分配。⑥在实体法对举证责任分配有明确规定的,依规定；在没有明文规定,即发生法律漏洞或规定不足时,在解决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法院可利用法律解释方法予以补充。在损害赔偿问题方面,例如医疗纠纷、交通事故、产品责任、环境公害等损害,法院应在受害人的举证责任方面,利用责任的分配,使之趋于公平。
二、在立法或司法解释上明确证据的解释规则以及证据间的效力原则。
对证据的解释,必须遵循鼓励诚实信用、维护公平交易、尊重商业习惯和保护商业利益的原则。⑦证据间的效力问题,指不同的证据或同一种类的证据间的效力层次问题,也即在两个以上的证据间何者更具优先采信的效力。作为裁判案件事实的法官,必须自觉遵守并科学地完善证据规则,坚持尽量以最有证明力的证据定案,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盲目自信已经达到绝对真实,以谦虚诚实的态度对待人类判断能力的局限。在证据间的效力层次上应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l)书面合同的明确规定优于根据常理推定得出的结论；
　(2)两份原件存在冲突时,则经手写体涂改者其真实性劣于未经改动者；
(3)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优于其他部门出具的证明；
(4)与事件发生时间近的证人证言回忆优于与事件发生时间远的回忆；
(5)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弱于其他证人证言；
(6)对事实的正面证明优于侧面分析；
(7)推定证据不能对抗原发证据；
(8)当事人在庭审质证时对证据明确表示认可,此后又反悔的,不能推翻已认定的证据；
(9)对格式合同有争议条款的解释,制作者相对方的解释优于制作者的解释；
(10)一项文件中,手写部分的效力优于印刷部分；
(11)当事人发现先前的陈述不利于己时的更正陈述劣于最初的不利于己的陈述。
以上列举的几项证据间的优先效力问题尚不能涵盖所有情形,笔者提出这一问题仍然是基于证据的解释原则,力求最大限度地发现事实,使证据所证明的事实更逼近于自然事实,进而法官能作出更相对公正合理的裁判。
三、建立和完善举证时效制度
所谓举证时效,是指当事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举证,方为有效,超过一定期限举证,人民法院可不予采纳。其目的主要是保证案件的审限,提高办案效率,实现诉讼经济,体现诉讼效率和效益的价值取向以及保证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进攻与防御力大致均衡)。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举证时效制度,加之法官和当事人审限观念不强,当事人举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案件由于当事人举证不及时而不得不无期限地延期开庭或多次开庭,成为造成案件久拖不决的一个重要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该条规定实际上包含有举证时效的含义,但由于该规定尚不十分明确,尤其是合理期限的确定上,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必要的约束,加之当事人的举证时效意识不强,造成这一规定在实践中并未真正落实。2004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三十二条至第三十六条及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虽对举证时限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对理论界提出的答辩失权制度未予明确，且对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材料的，一方面规定“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另一方面又规定在二审和再审程序中当事人仍可提供“新的证据”(在《规定》第四十一条对一、二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范围作了界定；第四十三条第二款明确了“视为新的”证据的情形；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解释了再审程序中“新的证据”的范围。)这种规定从某种意味上反映了最高审判机关难以绕过现行法律规定(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等)进行制度创新，又想通过司法解释有所作为却不想冒太大风险(如被指责为“造法”)的矛盾心态。
笔者认为，按举证责任的形式来划分,可将举证时效划分为主张人举证时效、反驳人举证时效和对应人举证时效三种。这三种举证时效在法律后果上所产生的效力明显不同:主张人对其所主张的事实不能在举证时效届满举证,或不能提供证据线索供法院调查取证的,其主张法院将不予支持,主张人将承担不利于己或可能败诉的后果；反驳人在对他人的主张提出否定时,要在一定期间提出足以推翻他方主张的证据,否则,就要承担反驳不能成立的法律后果。反驳人如果能够提出足以推翻他方全部或部分主张的证据而不按期提出证据的视为其放弃权利,也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保存对他方有利证据的对应人,在接到法院通知后的有效期间内,应及时把有关证据提交法院，如逾期不交，则认定主张人所主张的某项事实不存在,并由对应人直接承担或同义务人连带承担因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于社会成员间确实客观地存在着先天条件和后天环境的差别,确实存在着弱者和强者的差别,故在举证责任期限上不宜搞“一刀切”,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关系到举证责任是否能够被真正落实。基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的法律意识有较大差别、法官在分配举证责任和限定举证责任期限上,应首先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人口素质差异大等“本土”特点,将两种庭审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承办法官应注意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的方法,使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尽可能地得到发挥，力求使诉辩双方的攻击与防御能力大致均衡。为更好地体现设立举证责任时效制度的优越性,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应不失时机地对当事人的举证进行指导,行使好释明权，视案件的具体情况限定当事人的举证期限,并向其讲明有能力在限定期限内举证而不举证的法律后果,对当事人不能自行举证而又提供证据线索向法院申请查证的，法院也应本着认定负责的精神，依法审查判断是否属应予准许情形，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对经依职权进行调查后仍无法查证的,仍由当事人承担法律后果。
四、完善证人作证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证人权利保障机制
1、我国民诉法第七十条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这就决定了证人的客观性，在人身上的不可替代性,证人不能指定、更换和代替,该规定只原则性地规定了作证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但既为法定义务,违反此义务应受何种惩罚并无具体规定。实践中,明知案件真相而拒不作证的现象较为普遍,直接阻碍了司法审判公正的实现。为此,宜在立法上增设拘传条款,对经正当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人拘传到庭;被拘传到庭仍然拒绝作证的,对有意作伪证,隐匿、毁灭重要证据或隐匿罪证的,或者对司法工作人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侮辱、诽谤、殴打伤害、报复陷害的,可以妨害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适用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的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可于立法中规定“藐视法庭”罪,予以刑事处罚。同时立法上应明确国家工作人员有前述行为的从重处罚,并由主管机关酌情予以行政处分。
2、建立对证人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作证尤其是出庭作证,需花费一定时间精力和费用,还会影响证人的工作或生产经营活动。如果没有必要的经济补偿,不仅有失公平,而且客观上会大大影响证人作证的自觉性,从而影响案件裁决的质量,所以有必要建立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费、交通费、生活补助费、住宿费等应比照有关法律规定予以补偿。补偿费用宜在诉讼费用中列支,由败诉方负担。《规定》第五十四条第三款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在审判实践中，宜由法院对当事人所提供的证人因出庭作证而产生的误工费、交通费、生活补助费、住宿费等予以审查，组织当事人各方进行质证并最终确定费用的合理数额，责令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并最终根据争讼案件的裁判结果确定当事人各方承担的费用数额。
3、严格对证人的人身、财产的保护措施。实践中,为阻挠证人向法院提供证词,当事人或其近亲属不惜采取种种手段,如对证人进行威胁、侮辱、诽谤、殴打、损坏财产等,使证人不愿不敢出庭作证,从而掩盖其行为违法的目的。对此类行为,无论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前,还是诉讼中或诉讼行为结束后,都应依法予以严惩。我国现行刑法第307条、308条分别对以暴力、威胁、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以及对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作出了刑罚规定。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民事诉讼中,因伪证而致重大损失的亦应比照刑法作出相应规定,给伪证人以刑事处罚。
4、规范证人参与诉讼的程序,建立证人具结制度。根据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应建立证人立保证书及宣誓制度。证人宣誓在西方各国是早已确立的一项制度,实践证明,这一手段可以有效地约束证人本身的行为,保证其作证的真实性和可信性,同时也能够体现法律的权威和法庭的庄严。
5、明确证人的权利义务。法律应明确规定证人的义务有:(l)接到司法机关通知后,应当按时到场或到庭作证;(2)依法作证,除有特殊情况的以外,都应当出庭作证;(3)应当如实提供证言,不得有意作伪证或隐匿毁灭证据;应当客观陈述亲身感知的事实，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不得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证言；(4)在法庭上应当接受审判人员、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询问和质证;(5)应当遵守法庭秩序,不得哄闹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伤害司法工作人员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6)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公民个人隐私的证据,除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外,应当保密。证人的权利包括:(1)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陈述证言；(2)除与系争事实有关的问题外,不接受询问；(3)有权阅读自己陈述的笔录,认为记录有误的,可以请求更改、补正;(4)因出庭作证受到的经济损失,有权要求补偿;(5)得到保护,不受不相关的、不适当的或侮辱性的提问和暴力或侮辱性行为的侵害；(6)对他的留待时间不得超过案件审理利益所需要的期限；(7)证人的答复可能使其被判有罪和遭受刑罚的,有权不予回答,但法律另有规定者除外;(8)证人的人格名誉不受侵犯,证人的答复可能损害其名誉的有权不予回答,除非其名誉正是系争事实或者是可以推断出系争事实的事实。
综上,笔者对民商证据制度的几个问题提出了改革或完善的建议,应当说时下理论与实务界对民商证据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对中国证据法的启蒙与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使用。笔者建议我国在证据法的立法上,应少走弯路,在总结中国本土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国外证据制度立法上的一些先进成份和丰富经验,洋为中用,尤其是汲取判例所确定的证据规则的营养,使我国的民商证据制度建设成为推进依法治国和市场经济的法律动力。
注释:
① 陈敏：《中国民商证据规则草案(讨论稿)1998.9.1》，载《仲裁与法律通讯》1998年第4期,第32页
② 叶自强：《举证责任及其分配标准》，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七卷,第168页
③ 陈刚：《证明责任法的意义》，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2期,第99页
④柴发邦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5页
⑤庄淑珍、向俊：《浅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新举措》，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2期,第69页
⑥同②第209页
⑦同①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