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绥化市预拌混凝土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江苏省海洋渔业局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家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下一篇: 南京市政府关于批转市规划局、市档案局《南京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化促进条例

（2009年9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自治区十一届人大常委会

公 告

（第15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信息化促进条例》，于2009年9月25日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特此公告

　　　　　　　　　　　　 2009年9月25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信息化发展，规范信息化管理，保障信息安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信息化发展规划编制、信息工程建设、信息技术推广应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安全保障及其相关活动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信息化发展应当遵循统筹规划、资源共享、应用主导、面向市场、有序开发、积极引导、注重效益、保障安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信息化工作的领导，重视信息化促进工作，将信息化发展规划纳入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信息化工作领导协调机制，安排信息化专项资金，采取措施推动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鼓励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开展信息化知识的宣传、普及与教育，推进信息化进程。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统筹规划、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信息化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广播电视和通信等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履行信息化工作的相关职责。

　　第六条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资信息化建设，从事与信息化有关的科研、信息交流、信息资源开发、推广应用、培训和服务活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促进信息化发展和维护信息安全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信息化发展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信息化发展规划、本行政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本行政区域信息化发展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编制信息化发展规划，应当通过公示、听证等方式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意见。

　　第九条

　　自治区通信管理机构负责编制全区通信网建设规划，纳入自治区信息化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编制本行政区域广播电视传输网建设规划，纳入本级信息化发展规划。

　　其他有关部门负责编制本部门、本行业信息化专项规划，报同级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信息化发展规划中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应当符合本级信息化发展规划，与现有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避免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第十一条

　　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建设项目，县级以上发展改革主管部门在审批前应当征求同级信息化主管部门的意见；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对信息工程建设项目的规划布局、技术标准、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资源共享以及其他相关内容提出审查意见。

　　非政府投资的重大信息工程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依法办理相关手续后，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

　　从事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信息系统工程监理的，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质，并在资质等级范围内开展业务。

　　禁止伪造、出借、出租、买卖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和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

　　第十三条

　　信息工程建设依法实行项目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质量负责制。

　　建设单位不得将信息工程发包给无资质或者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发展改革、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对政府投资信息工程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信息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信息工程验收规定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六条

　　承建信息工程建设项目的单位，应当对工程质量承担保修责任，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得少于两年。

　　第十七条

　　政府投资的信息工程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进行绩效评估。

　　第三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编制本行政区域内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指南，确定推广应用的目标和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重点推广应用项目。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使用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

　　各级行政机关的业务应用系统，不宜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应当通过自治区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实现。

　　第二十条

　　行政机关和公共服务组织应当根据资源共享原则和信息交换制度向本级政务信息交换平台提供有关信息；涉及公共管理、重大政策和与公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务信息，应当依法及时发布、更新。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农牧区大力推广应用信息技术，制定具体的扶持政策和措施，加强农牧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牧民信息化知识的培训，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建立和完善农牧区信息服务体系，为农牧民提供信息服务。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在研发、生产、经营、管理等方面应用信息技术，推动节能降耗，保护环境，提高产品质量，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引导企业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网上支付、物流配送系统。

　　第二十三条

　　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许可或者履行备案手续，并在网站主页面公开经营主体信息、已取得相应许可或者备案的证明、服务规则和服务流程等相应信息。

　　第二十四条

　　科技、文化、教育、气象、建设、交通、医疗卫生、广播电视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组织，应当根据本行业实际，扩大信息技术应用领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第四章 信息资源开发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开发公共性、基础性的信息资源，开展公益性信息服务，扶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开发信息资源。

　　第二十六条

　　自治区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信息资源开发标准体系和目录。

　　第二十七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可以对公开的信息资源依法进行增值开发利用，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或者有偿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培养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系统开发、管理和服务人才。

　　自治区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标准，指导和协调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

　　第五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关政策，引导和支持信息产业发展。

　　自治区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子信息产品及软件产品目录。

　　第三十条

　　从事电子信息产品设计、制造、软件开发，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有关规定组织生产、开发，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

　　设计、制造电子信息产品，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易回收处理、有利于环保的材料、技术和工艺，严格控制电子信息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的信息与网络系统运行、维护业务，应当逐步交由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实施，实现行政机关信息与网络运行、维护服务的专业化、社会化。

　　第三十二条

　　从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电子信息产品制造、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在经费投入、贷款贴息、土地使用、政府采购、税收等方面，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享受优惠政策。

　　信息工程项目应当使用合法授权的软件；鼓励使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和产品。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对信息产品市场实施监督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督促网络与信息系统的运营和使用单位，落实信息安全责任。

　　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的主管部门或者运营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信息安全监控体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互联网监管，对网上传播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查，准确把握网络文化传播和舆论引导方向，科学研判网络舆情，杜绝违法、有害信息。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协调机制以及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提高信息系统的安全防御能力和处理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能力。

　　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公安、国家安全、国家密码、保密、通信等部门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信息安全保障工作。

　　第三十六条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建设、运营、使用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确定本单位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等级，并根据确定的安全保护等级进行建设和管理。

　　第三十七条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建设、使用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保障信息系统的安全。

　　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的信息系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并具有相应的冗灾备份系统。

　　第三十八条

　　信息安全系统必须采用依法认证、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产品和技术，并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所需经费列入工程预算。

　　对涉及国家秘密的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保密工作。

　　存储过国家秘密信息或者商业秘密信息的计算机及其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再使用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销毁。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信息安全的信息共享与通报，建立信息安全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

　　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的运营、使用单位应当建立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本单位的信息安全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第四十条

　　禁止利用信息网络实施下列行为：（一）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二）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危害社会稳定；（三）危害信息网络和信息系统安全；（四）侵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五）提供、制作、发布或者传播虚假、有害信息；（六）制作、散布淫秽、色情、暴力、恐怖、凶杀或者教唆犯罪信息；（七）法律、法规禁止实施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一）、（二）项规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危害社会稳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并由司法机关依法从重从快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第（三）、（四）、（五）、（六）项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消除影响，对单位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以二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秩序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将信息工程发包给无资质或者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的；（二）无资质或者不具备相应资质承揽信息工程建设项目的；（三）伪造、出借、出租、买卖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证书、信息系统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证书的。

　　第四十三条

　　网络运营和使用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信息安全责任不落实，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对网上传播的信息未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违法、有害信息传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消除影响，可处以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停止其使用网络系统；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信息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信息化工作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其他行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信息化，是指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进程。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信息工程，是指信息化建设中的信息网络系统、信息资源系统、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自动控制与自动监测系统以及软件工程。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9年12月1日起施行。




　　　　　　　　　　　　化解行政争议的最佳途径
　　　　　　　　　　　　　　-----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

　　　　　　　　　　　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 向建军

内容题要：
本文立足于法学理论与审判实践相结合，总结了笔者多年从事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工作经验，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的可行性进行了详细分析，提出了非诉执行案件和解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坚持的原则。对在非诉执行案件中实际存在的行政争议进行了分析，对怎样通过和解化解行政争议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举案说明了非诉执行案件具体操作办法，用大量数据和事实论证了非诉执行案件和解是解决行政争议最佳途径。此文对法院执行法官审查与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执行和解 解决争议 注意事项及操作办法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任务艰巨繁重。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就必须尽可能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中央政法委强调推动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系，最高法院要求把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贯穿到执法办案中，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建立化解行政争议新机制作为行政审判工作、行政非诉执行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社会对之充满期待，各级法院行政审判人员、执行法官积极将协调和解机制运用于审判工作和执行工作，基本建立了行政诉讼案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调处机制。目前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有不断增加趋势，笔者所在的宜昌市法院近四年共审查行政非诉案件2790件，而同期全市法院审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只有529件，行政非诉案件较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大得多。如2007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709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167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4.25倍；2008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930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146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6.37倍；2009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627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125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5倍；2010年审查行政非诉案件524件，而受理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90件，行政非诉案件是行政诉讼案件的5.82倍。从全国范围看，也大致呈现类似的现象。行政非诉案件一般由基层法院审查与执行，许多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执行过程中才暴露出行政争议存在，这给基层法院如何化解行政争议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果行政非诉案件中存在的行政争议如果得不到化解，会导致行政争议矛盾扩大，行政管理相对人上访增多，甚至出现过激行为，不仅影响行政机关形象，更影响社会稳定。为此，执行法官在承办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时应该深切的理解法律条文背后的人文精神和立法精神，做到既严把案件的审理程序、又兼顾案件其他环节的衔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探索调解途径，解决行政争议。王胜俊指出：案结事了是纠纷解决的最佳效果，“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实现案结事了的最佳途径 。笔者认为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是化解行政争议的最佳途径。
一、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分析
所谓行政非诉执行案件，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生效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既不申请复议和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案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能否以和解方式结案，行政诉讼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根据传统的大陆法系传统的行政行为学说认为，行政机关同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和解行为，是处分公共意志的表现。长期以来，我国多数学者也认为：行政机关是公权力的代表，其自行实施强制行为或者申请法院予以强制，目的在于迫使相对人履行行政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此种权力的行使既是其权利也是其义务。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使强制执行权，不得处置或放弃，否则就意味着失职，为行政管理的宗旨所不容。这与只涉及平等主体间权利义务关系，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均有权处分自己实体和诉讼权利的民事执行制度是不同的。故有一部分人认为，根据我国目前法律规定，在行政强制执行过程中不允许进行和解。因为《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明文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一原则理应在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中得到贯彻执行。如果法院在办理非诉行政强制执行案件过程中，允许双方当事人和解，就会与诉讼中不适用调解的原则相矛盾。
笔者不同意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如果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不适用和解，这将给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实际操作带来了很多不便。例如，对行政机关申请被执行人拖欠的罚款案件，如果被执行人履行确有困难或根本无履行能力的，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提供证据（被执行人提供证据有困难的，可申请法院调取），法院审查属实的，依据现行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只能中止执行，造成大量积案。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被普通民众渐渐接受，许多法院在受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后，引入了和解机制，大量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以和解方式结案。笔者对以上做法表示认同，因为人民法院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进行和解，既有利于被执行人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认识，又有利于被执行人减少对申请人的抵触情绪，化解行政争议，增强了被执行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认可，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此外还有利于被执行人与第三人之间基础性民事争议的解决，最终节约了诉讼资源，收到了“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在申请人即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瑕疵的情况下，对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进行和解，有利于申请人及时认识到自身行政行为不足所在，并能迅速进行必要弥补，从而更好地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公信力，化解行政争议。
笔者认为执行和解在非诉执行案件适用有其理论依据。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程序中，引入执行和解制度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是在行政过程中，追求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行政相对人可以平等论证论点，求得行政执法的公正、公平。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示授权或者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自主选择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众所周知，我国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具体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不可能对行政行为在所有情况下所有的处置方法作出详尽、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只能采用相对确定的处置方法和富有弹性之原则。法律遂将处罚的具体适用和处罚的幅度留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二是行政处罚幅度太大，给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营造了宽松环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异常广阔；三是行政法以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概括性用语来划分档次，如“情节严重”、“情节较重”、“情节较轻”等。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只有听凭执法者的理解和把握而实施自由裁量；四是一些行政处罚规定没有明确的幅度，只能由行政机关根据情势酌情裁量；五是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程度、对行政法规的理解程度、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判断和理解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的，体现的是“公权”运作的结果，但是，就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是否适当，与其工作人员对法律理解和熟练掌握程度、对案情的分析能力以及是否持有个人成见“息息相关”。因此，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处罚不适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滥用职权等失衡现象，而这些失衡无疑是行政执法人员不当地 “自由处分公权”，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不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针对这些情形，如果单纯地以强制形式实现之，则不能取得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过程中，完全可以适用执行和解，使双方在法定自由裁量幅度内“处分公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同时第五章第3节规定了充分行使协商权的“听证程序”。行政执法过程尚且允许行政管理相对人“申辩”与其“对话”，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未经人民法院诉讼审判的，在人民法院受理和执行过程中，被申请人也应该享有对行政行为进行充分的协商“申辩”和“对话”的权利。行政机关对被申请人的“申辩”有理的部份，可以通过人民法院调整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履行方式，以“执行和解”结束执行程序，这即有利于调动行政机关参与执行的积极性，提高其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更有利于提高被执行人履行义务的自觉性。
二、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应注意的问题
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与普通民事、刑事附带民事等案件的和解有本质不同，有其自身特点，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中建立和解制度应充分考虑到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的特殊性，不能照搬普通民事、刑事附带民事等案件的和解制度模式。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1、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应坚持的原则。
（1）合法性审查原则。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和解不能对法院的合法性审查原则产生动摇与影响。合法性审查是决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准予执行的前提条件。合法性审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注意的是审查对象不是具体行政行为指向的基础民事争议，而是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其具体行政行为的案件后，应当在３０日内由行政审判庭组成合议庭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准予强制执行作出裁定。该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准予执行（一）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二）明显缺乏法律依据的；（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因此法院受理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后进行调解，必须是经审查后准予强制执行的。二是对申请人与被执行人达成的和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2）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权不得处分原则。作为申请人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其行使国家法律赋予的行政权的结果。而行政权属于国家公权力范畴，因此被告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这种公定力是一种对世法律效力，它并不是仅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双方而言的一种法律效力，而是对行政机关以外的任何机关、组织和个人而言的。公定力表现为一种尊重义务，它要求一切机关、组织或个人对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表示尊重，不能任意予以否定。简而言之，即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行政权的行使在其权限、处理方式、操作程序上都有比较严格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处分。因此，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权不得处分也成为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原则。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法院主持调解，不能允许申请人随意放弃权利。（3）被执行人提出申请、申请人自愿原则。非诉行政案件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和解，不是法定程序，执行员没有依职权行使和解的权利，必须以被执行人提出申请，申请人自愿为前提。一般情况下，被执行人在执行过程中，都是同意协商的，但申请人希望按照原具体行政行为执行。被执行人提出请求和解申请后，执行员先征求申请人意见，申请人同意协商的，执行员才有权利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4）和解协议完全履行原则。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的，法院应立即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执行原生效的行政法律文书。
2、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具备的条件
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是法院审判人员或执行人员在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找到行政争议症结，通过解决案外的纠纷，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力争相对人利益的实质性解决，做到案结事了，达到化解行政争议的目的。故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参与，良好的环境。即外部条件：（1）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将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执行工作置于党委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之下。对涉及社会稳定的敏感案件，主动与党委、人大和政府沟通、协调各方政治优势，争取党委、人大和政府的支持，为行政审判创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2）对涉及地方党政决策和重大影响的案件，建议一把手要亲自参与协调，通过各部门、各行业的来促进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调解力度。（3）通过向行政机关发非个案指导材料等白皮书活动，与行政机关进行典型案例研究等，形成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减少行政争议。（4）非诉行政执行案件执行过程中，能调则调，发现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瑕疵又不能裁定不予执行的，尽可能通过司法建议形式，让行政机关自己纠错，减少强制执行，最大限度化解行政争议。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还必须具备的以下法律条件：(1)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和解，必须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必须是经审查后准予强制执行的。执行程序尚未开始或者执行程序业已结束的，均不发生执行和解问题。(2)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和解，被执行人必须有诉讼行为能力。如果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不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就难以体现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意愿，无法就执行问题达成和解协议。所以，执行和解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但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可由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委托代理人行使执行和解的权利，法院应注重审查代理人的代理权限。法院执行员在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时，对签订和解协议的代理人的代理权限进行严格审查。由代理人签署的协议，必须有申请人或者被执行人的特别授权，必须注明有执行和解这一代理权限，否则和解协议不发生任何法律效力。(3)法院应注意证据的审查。例如：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罚款。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由执行人员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进行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如果被执行人履行确有困难或根本无履行能力的，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提供证据（被执行人提供证据有困难的，可申请法院调取），法院审查属实的，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被处罚人可按自己履行能力，履行部分义务，行政机关按法定程序同意被处罚人缓交、免交，由法院主持签订和解协议，这样操作比较符合实际，也可以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4）现行法律规定下，法院不能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标的,是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应该由行政机关依法确定由哪位相对人承担履行义务,法院无权裁定其它人履行义务，司法权不能代替行政权。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行政非诉执行案件可以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是被执行人发生变更、合并等情况的，通知行政机关变更被执行人，由法院审查。故发生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可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主体的情形,不能通过民事执行类推等方式草率适用。 (5)执行员要做好和解协议笔录。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
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的具体操作办法
1、行政机关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解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示授权或者消极默许的范围内，基于行政目的，自由斟酌，自主选择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权力。自由裁量权具体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不可能对行政行为在所有情况下所有的处置方法作出详尽、具体、明确的规定，而只能采用相对确定的处置方法和富有弹性之原则。法律遂将处罚的具体适用和处罚的幅度留给行政机关自由裁量；二是行政处罚幅度太大，给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营造了宽松环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异常广阔；三是行政法以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概括性用语来划分档次，如“情节严重”、“情节较重”、“情节较轻”等。劳动保障部门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只有听凭执法者的理解和把握而实施自由裁量；四是一些行政处罚规定没有明确的幅度，只能由行政机关根据情势酌情裁量；五是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程度、对行政法规的理解程度、对行政违法行为的判断和理解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体行政行为虽然是以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的，体现的是“公权”运作的结果，但是，就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是否适当，与其工作人员对法律理解和熟练掌握程度、对案情的分析能力以及是否持有个人成见“息息相关”。因此，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处罚(处理)不适当，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甚至滥用职权等失衡现象，而这些失衡无疑是行政执法人员不当地 “自由处分公权”，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不服具体行政行为引起行政诉讼。针对这些情形，笔者认为，执行上述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案件，完全可以引入调解，使行政机关在法定自由裁量幅度内“处分公权”。《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同时第五章第3节规定了充分行使协商权的“听证程序”。如果行政机关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辩”有理的部分，没有全部采纳，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在执行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过程中通过听证后，调整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履行方式，以“和解”方式结案。这既有利于调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更有利于化解行政争议，做到案结事了。笔者所在法院执行被执行人某公司不履行某劳动部门行政处罚案，某公司因拖欠劳动者工资，被劳社部门立案调查，某公司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被执行人对上述的事实无争议，但其认为，现经济形势不好，拖欠劳动者工资事出有因，被告对其罚款20000元承受不起。经审查，对被执行人罚款2000元到20000元属行政机关在法定幅度内自由裁量权，行政机关对被执行人罚款20000元并无不当，依法可以强制执行。但执行法官认为，强制执行不能化解行政争议，该案可以通过行政机关调整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和履行方式，以“和解”方式结案。经法院多次对被执行人讲法析理，被执行人充分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在此基础上，被执行人请求交纳15000元罚款，余款免交，行政机关表示同意。被执行人交纳15000元罚款后结案，该案的处理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提高行政管理相对人自动履行具体行政行为的自觉性，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官民隔阂”，改善了司法环境。
2、有瑕疵的具体行政行为和解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瑕疵，但又不足以裁定不予执行，引入和解机制，大大节约社会管理行政资源和诉讼成本。成本的概念是私人部门考察组织运营的一个标准，私人组织为了利润最大化，必须把成本管理纳入到组织管理中来。但是，现代政府的运营也把成本方面的考量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而且，减少行政成本已经成为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追求，是行政目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行政成本曾增长趋势，有一部分是政府与社会关系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的结果。在原先政府与社会关系混为一体的条件下，存在着大量的隐性行政成本，政府的许多消耗是没法统计、没法计算的，随着行政改革的深化，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地理顺，一些隐性的行政成本显性化，从而表现出行政成本迅速增长的问题。就此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我国行政成本的增长也大大地超出了合理性的界限，已受到社会各界的观注。故节约社会管理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已是审判案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如西陵法院执行被执行人某公司不服某劳动局行政处理决定案，涉及第三人某乙。基本案情为，某乙在被执行人公司工作，未与被执行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被执行人亦未按规定为某乙交纳社会保险费，某乙即向被告某劳动局投诉。某劳动局严格按法定程序，以被执行人未与第三人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亦未给第三人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第八十二条第一款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暂行条例》第二条、第十二条规定作出了处理决定，即被执行人支付第三人在被执行人工作期间的双倍工资，并为其补缴社会保险费。具体行政行为生效后，行政机关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审查该案发现，某乙在被执行人公司工作的起始时间证据单薄，不够确实充分。因对事实劳动关系起始时间认定是一大难点，合议庭认为，该案的起始时间虽然不能完全锁定，但根据现有证据劳动部门的认定已是最为合理，应该属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一定瑕疵，又不足以裁定不予执行的情况。假设裁定不予执行，申请人会撤销原处理决定，要求被执行人与第三人就劳动争议纠纷仲裁，这实际是把难题踢出去，而且劳动争议纠纷后，又必将发生劳动争议民事案件，劳动争议解决后，劳动部门还是回到起点，对被执行人行为进行处理，再又引起行政诉讼。真可谓“劳民伤财”。为此，法院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多次组织被执行人和第三人协调，并要求申请人在场，最后，被执行人和第三人同意协商，被执行人和第三人和解，没有发生新的矛盾。这样处理既有利于提高法院执行效率，又可以节约劳动行政管理成本，还降低了当事人诉讼成本，还可以使行政机关及时认识到自身具体行政行为不足而进行必要弥补，从而达到化解行政争议之目的。
3、被执行人无履行能力的和解
行政机关申请执行金钱内容的。如果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应该由执行法官依照法律和政策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思想进行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义务。如果被执行人履行确有困难或根本无履行能力的，由被执行人提出申请，提供证据（被执行人提供证据有困难的，可申请法院调取），法院审查属实的，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被执行人可按自己履行能力，履行部分义务，行政机关按法定程序同意被执行人缓交、免交，由法院主持签订和解协议，这样操作比较符合实际，也可以缓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笔者特别要谈到的是执行加处罚款问题。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行政机关依法拥有加处罚款的权力，在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加处罚款法院受理后。实践中加处罚款大大超出罚款本身的金额是大量存在的，在此情况下，执行法官应该在加处罚款的执行中着重引入和解机制，对相对人积极履行罚款和经济确有困难的，在计算加处罚款的数额上强调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和解，减免相对人的加处罚款数额。这样做有例于化解行政争议。
实际证明，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和解已成为化解行政争议的最佳途径，2007-2010年，全宜昌市法院共立案审查各类行政非诉执行案件2790件，其中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2730件，裁定不准许执行60件。其中2007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700件，裁定不准许执行9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125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344件，强制执行36件，终结执行182件，其他结案方式9件。2008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909件，裁定不准许执行21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79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655件，强制执行24件，终结执行113件，其他结案方式33件。2009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609件，裁定不准许执行18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46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511件，强制执行8件，终结执行43件，其他结案方式1件。2010年全市法院审查裁定准许执行行政非诉案件512件，裁定不准许执行12件。裁定准许执行案件中，相对人自动履行15件，采取和解方式结案417件，强制执行28件，终结执行27件，其他结案方式13件。综上，宜昌市法院近四年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结案1927件，行政争议均在执行过程中得到了化解，无一行政管理相对人上访，更没有出现过激行为，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必须强调的是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和解是通过做人的心理工作，执行法官应该使用心理学中的相关技巧，实现真正的案结人和。笔者认为，应该建立起具有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执行诉讼特点的和解制度，从而使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对化解行政争议更有效、更科学。


附作者基本情况

向建军，女，1962年11月出生，土家族，大学本科学历，现任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行政庭庭长，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在一线从事行政审判十四年。多次在全国、省、市级刊物上发表案例和调研文章,多次获奖。所在行政审判庭近五年二次被评为评为“全省法院行政审判工作先进集体”。 联系电话：18972005929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