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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界限
张红艳

　　“侵占”一词，就词意而言，可作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现代汉语词典》第926页将“侵占”解释为：“非法占有别人的财产”。我国宪法第12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这两处所说的侵占即是广义的。而刑法上所说的侵占罪，则是狭义的，是指一种特定的侵犯财产的犯罪方式和手段。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刑法中都有侵占罪的规定，如日本、南朝鲜、泰国、蒙古、德国、瑞士、意大利、罗马尼亚、俄罗斯等。日本《刑法》还专门设专章规定了各种形式的侵占罪。境外刑法中规定的侵占罪，一般是指行为人将自己持有的他人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按对财物持有的原因，可分为：信托侵占罪、业务侵占罪、公务侵占罪和侵占遗失罪、埋藏物、漂流物罪等。我国《刑法》规定的侵占罪就是信托侵占罪和侵占他人的遗失物、埋藏物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70条的规定，侵占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为他人保管的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占为己有，整额较大且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由于侵占罪的变合法持有为非法所有的特点所决定，在实践中区分本罪与他罪的界限，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为了准确认定侵占罪，本文着重探讨它与其他三种侵犯财产罪的区别。
一、侵占(遗忘物)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在区分这两种罪之前，首先要弄明白一个概念：何为“遗忘物”?刑法典对此没有明确加以规定，目前也无司法解释可以参考。我国刑法学界普遍认为，遗忘物是指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有意识地将所持财物放在某处，因一时疏忽忘记拿走。遗忘物与遗失物不同。后者是财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因为疏忽大意偶然将其财物失落在某处。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一经回忆一般都能知道财物遗忘在何处，因而一般较容易找回；而后者一般不知失落何处，因而不易找回。对于侵占遗忘物、漂流物的刑法未规定为犯罪。捡拾这些物品占为己有，拒不交还的，只能依照《民法通则》规定作为不当得利处理。二者的区别正如有学者所言的：“某人在去上班的途中，因其衣服口袋破了，将钱包丢失在路上，那么这个钱包可称遗失物；倘若某人在浴池洗澡后，因疏忽大意而没有将其放在衣拒中的大衣取走，那么这件大衣就是遗忘物。”1
　　既然遗忘物是指本应携带因遗忘而没有带走的财物，那么，要构成侵占(遗忘物)罪，行为人首先是因他人的遗忘而拾到财物的人，也就是说，行为人一开始拥有财物时是合法得到的。由此可看出，区分侵占(遗忘物)罪与盗窃罪，关键就在于遗忘物是否在行为人有权控制的范围之内。如果行为人没有犯罪的方法使他人财物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具有持有的合法性和无罪过性，就应以侵占(遗忘物)罪论处。反之，如果是遗忘物在他人有权控制的范围内，行为人乘人不备将其秘密窃为己有，则应以盗窃罪论处。
　　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例：被告人于×一天中午1点左右，来到某储蓄所存款。此时，受害人王×也正在办理存款业务。王×在小桌上填存款凭证转身到3米外的窗口交款，并将一个装有1万元国库券的信封遗忘在桌子上。被告人于×进储蓄所，也坐在那儿填写存款凭证，见手边有个信封，翻开一看，里面装有一迭国库券，遂将它按在手下，趁他人不备揣入裤袋。这一动作被储蓄所的保安员看见，但以为是于×本人的物品因此没有过问。王×办完存款手续，发现装有国库券的信封不在手头，马上到小桌上找，不见。于是王×问保安员、储蓄所柜台工作人员及被告人于×是否发现一个装着国库券的信封，众人均说未见。当被告人于×走出储蓄所大门时，保安员就拦住他问刚才装进裤袋的物品是否是自己的，于×答是本人物品。久寻不到，保安员便带王×看监控录像带，发现是于×获取信封并装入裤袋，遂报警将于×抓获。
　　人民法院在讨论本案的定性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对被告于×的行为应定侵占(遗忘物)罪，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定盗窃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对被告人于×的行为应定盗窃罪。理由是：(一)本案发生在储蓄所，即使王×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其保安人员也能对财物予以控制；(二)于×侵犯的财物，实际上是王×、保安人员所控制的财物，而不是被告人于×实际上控制的财物。例如，某甲坐在出租汽车内，将钱包掉在车上，虽然某甲对财物失去了控制，但尚处在司法控制范围之内，司机有权也有责任保管车内的一切财物。同样，储蓄所的保安人员对来往储蓄户携带的财物有权也有责任予以保护，对其暂时遗忘的财物，也完全有权和有责任予以保管。所以，王×的财物不是遗忘物，而是王×、保安人员所控制的财物；(三)被告人于×趁人不备，将财物隐匿并非法据为己有，其行为符合盗窃罪的特征，应定盗窃罪，而不能定侵占(遗忘物)罪。
二、侵占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侵占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它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罪在犯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都是相同的。它们最重要的区别是，后者是以他人持有的财物为侵犯的对象，即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将他人持有的财物转移到行为人实际控制之下，并占为己有；而前者则是以自己业已合法持有的他人财物为侵犯的对象，即把合法持有变为非法所有。在一般情况下，这两个罪的界限是不难区分的。但由于社会现象极为错综复杂，犯罪行为人要完成犯罪和达到犯罪目的，有时仅凭一种方法是难以得逞的。因此，有些犯罪分子在侵占犯罪活动中可能有欺骗行为，对于这类案件如何定性，在讨论中是有分歧的。
　　例如，被告人赵×同其堂叔在城里卖鱼，一天下午5点左右，鱼卖完了，因堂叔要和朋友一道去办事，晚上不准备回家，便委托赵×将二万元人民币带回交给其堂叔母。赵×行至离家还有300米左右的僻静处，将自己的一万多元和堂叔托他带回的二万元，都放在附近的一块石头下面，抽出事先准备好的匕手朝自己手脚各刺一刀，并将匕首扔在旁边的池塘里，伪造了一个抢劫作案的现场，并向堂叔线汇报虚构三万余元被抢的事实经过。
　　此案侦查后，对被告人赵×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两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以非法有堂叔的财物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堂叔二万元人民币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定诈骗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赵×虽然利用欺骗手段实施犯罪，但他最主要是利用了堂叔托他代为保管财物并带回家的条件，制造被抢的假象，侵占其堂叔财产，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应定侵占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对被告人赵×的行为应定侵占罪。
三、侵占罪与职务侵占罪的界限
　　根据《刑法》第270条第1款的规定，侵占罪的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但法条对财物的性质并未说明。刑法理论界多数人认为，这里的“他人财物”，不仅指公民个人财产，还应包括公共财物。虽然《刑法》第271条规定有职务侵占罪，其犯罪对象包括公共财物，但是，其犯罪主体只限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不包括单位外的个人侵占单位财物。然而，从司法实践中所发生的实际案例来看，不乏个人非法占有代为保管的公共财产的情况，行为人将这些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拒不退还的，只能按照侵占罪来处理。例如，某集体企业的采购员某甲携带一密码箱外出采购，内装现金数万元，到达某市后住在其朋友乙(无业游民)家。为安全起见，将密码箱交某乙代为保管。乙见财起意，将密码箱转移藏匿，占为己有，二日后对采购甲谎称密码箱被盗。待报案后，公安人员令其交出，乙拒不交出。显然，乙不是企业的在职人员，也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不能定职务侵占罪，而只能定侵占罪。
　　从上述事例我们可以总结出职务侵占罪与侵占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一)犯罪主体不同。前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而后罪的主体则是一般主体。(二)客观方面表现不同。前罪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即利用自己主管、经管或经手财物以便利条件，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后罪则表现为将他人的财物占为己有，其占有与职务上的便利无关。(三)行为对象不同。前罪的对象为本单位的财物；后罪的对象则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拾得的他人遗忘物或者发掘的埋藏物。
　　(作者单位：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注：
　　1参见赵秉志、于志刚：《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政治与法律》(沪)，1999年第2期。
国企改革新药方：虚拟私有化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为会议发言稿，后被《新青年●财富》杂志略加删减后发表于2003年6期



中国既需要、又不需要的产权私有化改革
市场经济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出现过的最佳资源配置机制，发祥于以“产权私有化”为特征的西方。中国要建设市场经济，首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象西方一样进行一场“产权私有化运动”？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私有化改革”？
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私有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剩余利润的占有，这是对所有者的激励；（2）资产的排他性独占，这使所有者产生一种对“自己财产”的关心动机；（3）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促使所有者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个人挥霍，最终增加全社会的实际财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认为需要进行产权私有化改革，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国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对国企进行有效监督；再者，全民也根本没有、或无法把国企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内化动机及任务”。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是家族集团还是机构投资者，其最终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之链条中，只可能在一个环节上（即经营者环节）出问题；而中国却可能在两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一个是经营者环节，另一个是所有者环节。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如果所有者环节出现了问题，则是上游、是根源，整个链条都有可能崩溃。
2、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很可能缺乏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内在动力激励。国有资产虽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象自然人一样的生命体，必须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交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去“代理”。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滋生腐败。
3、国家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同时又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充当“运动员”之角色，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职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导致“假球”、“黑哨”频频发生。
以上是“中国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理由。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中国不需要产权私有化改革”的原因，主要有：
1、一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之高低，并不绝对取决于私有化程度的大小，而主要取决于资源由谁来配置。由市场进行公平等价交换的资源配置，就是市场经济；由非市场的各种因素进行配置，如自给自足、政府统管、军阀掠夺、黑恶强索，则不是市场经济。例如，前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剧变之后，虽然私有化程度大大提高了，但它们的经济并没有同步市场化，相反，它们的市场化进程还不如中国。
2、现在中国的民心国情难以容忍彻底的产权私有化运动。虽然中国民众反对计划经济的“一大二公”，但也并不赞成国企一下子全部私有化。毕竟，在这个“人权时代”里，我们进行市场经济建设不能牺牲多数人的民心来换取激进式的所谓“合乎理性”。理性是冰冷的、是灰色的，民心及多数人的人权才是活生生的、常青的。
国企新药方：虚拟私有化改革
既然中国的国企改革面临着上述两难处境，在这种大背景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药方。司法部“国有企业问题研究”及“公司治理结构专项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它的成功运作需要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比如：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尖锐的劳资关系、无情的弱肉强食、大批失去土地及工作的无产者、动荡不安的政治斗争、甚至酿成经常的军阀政变，等等。（西文国家花了一二百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个过程。）为什么在美国能顺利运转的“实在私有化”制度一旦移植到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里，就失灵了、甚至雪上加霜了？深层原因就在这里。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虚拟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
国有企业的虚拟私有化改革不可一刀切，要视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1、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要坚决地、无限制地推进虚拟私有化改革。受计划经济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中国的国有企业广泛地分布在竞争性行业里，与民争利。政府同时扮演着竞争性行业的两个角色（裁判员和运动员），这两个角色是相互冲突的，当政府在裁判国企与非国企之间的竞争时，就有可能偏袒“自己的运动员”。从长远来看，国企应逐步淡出竞争性行业。虚拟私有化改革不仅能解决当前的竞争性国企弊病，也为将来国企布局的战略转移奠定基础。
2、公用性的国有企业可以尝试进行有节制的虚拟私有化改革。公用性的行业大都是自然垄断性质，在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还不适宜由私人资本占主导地位。所以，公用性的国企在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时，要有所节制，不能象上述的竞争性国企那样无限制地进行下去。从股权结构上讲，至少应保证国有股占51%以上。
3、政策性的国有企业如兵器厂、印钞厂之类，由于它并非以盈利为目标，而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故不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
国企主管官员也要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
国企虽然在经营者环节上进行了虚拟私有化改革，但最大的股东仍然是国家，经营者的升降去留仍取决于这个最大的股东。代表国家来行使所有者权利的官员如果不廉洁奉公，就会抛弃“择优聘用、优胜劣汰”的用人规则，沦为“择亲任用、劣胜优汰”。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虚拟私有化改革就不但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助长官员腐败。
失败国企的现状是：先有“所有者代理环节”（即主管官员）的失败，再有“经营者代理环节”的失败。如何治理“所有者代理环节”的失败？方法是：改革旧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不再搞分散式管理，而是由专门的统一的部门来管理，该部门实行委员会制，每个官员（委员）都分别负责一个或几个国企，并拥有其所负责的国企的一定股份，这样，把主管官员的外部性也内部化了，他们也象经营者一样成了国企的私人股东，为了自身的股权利益，他们会比较尽职尽责、减少腐败行为。同时，通过专项立法来规定这些官员一旦渎职、失察所应负的法律责任，从民事责任到行政责任、直至刑事责任。通过一面重奖、一面严罚，有效地治理“所有者代理环节”的失败。
这种措施从表面上看，是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到了私人手中，但只要能有效解决国企的顽疾，这点代价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对此有个比喻，他说：用一个苹果大的虚拟私有化代价去赢得一个西瓜大的国企优绩，这根本不是国资流失，而是增值。相反，如果因为舍不得一个苹果而失去一个西瓜，那才是真正地对国资不负责任。
这样，在两个环节上都进行虚拟私有化改革，就可以有效治理国企的“所有者缺位”和“经营者缺位”，通过重奖重罚来促使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心态来关心国企绩效。最终，虚拟私有者和国家所有者实现双赢共利。
虚拟私有化不是承包制
虚拟私有化并不是承包制。我国国企早就试行过承包制，但结果并不理想。原因何在？（1）承包制助长了短期行为，虽取得眼前一时之利，但从长远来看，它加速了国企的衰败，过度透支了未来的国企资源和利益。（2）承包者只取得承包期内的一定私利，并不拥有长久稳定的国企股份，所以，它实际上不但没把承包者的外部性转为内部化，反而加剧了外部性。这突出表现为承包者的普遍急功近利、涸泽而渔、焚林而猎。（3）从法律的技术层面上讲，承包制更倾向于“债权”，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物权”。虚拟私有化则是一种物权，而且是一种“自物权”（所有权）。
国有股减持与虚拟私有化
虚拟私有化是在国企内部进行的产权改革，从技术层面上看，它是国企的内部治理结构。它侧重于激励国企经营者和主管官员。从本质上讲，它的行为价值取向仍不是市场导向型的企业治理结构。
国有股减持并不是虚拟私有化，而是实在私有化。它是指政府把手中的国有股卖出去，由社会公众购买，从而使国企的股份分散化、私有化（或称民有化），逐步把国企变为民企。可见，它是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其行为价值取向是朝市场导向型转变。
虚拟私有化只是一种当前的、过渡的国企治理技术，其有效性不如国有股减持和民有化。最终，当我国达到“全民皆股东”的高度时，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也就调整适当了，企业成了市场导向型的治理结构，当然也不存在国企顽疾了。届时，虚拟私有化将完成其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李华振，河南人，祖籍安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生部，财经作家，2003年度“十大智业人物”之一，在国家级经济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并多次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转载，见于北京社科院学报《北京社会科学》（季刊）、《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理论版）》、新华社《经济世界》、《中国经贸》、《中国商界》、《政策与管理》、《经济导刊》、《财经报道》、《企业研究》等刊。
曾任多家集团公司、上市公司的战略企划中心总经理，被多家杂志以“封面人物”进行报道。现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上，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课题研究”、“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专项研究”等课题组中从事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