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价格法律机制初探/卓泽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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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者信托之研究

王 巍


摘要：人口高龄化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国情，全社会的关注为信托在高龄社会加以活用提供了宝贵机会。高龄者信托是以高龄者的福祉为信托目的的一系列信托设计，弹性空间大，彰显了信托在意思冻结、受益人连续、受托人决定等方面的机能。日本和我国台湾在高龄者信托方面的有益经验，值得国内信托业借鉴。同时，信托投资公司应结合我国高龄社会复杂多样的现实，在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开发设计方面积极创新。
关键词：高龄社会 高龄者 信托 高龄者信托

一、引言

信托的本质是一个可以对任何变化做出灵活反应的机制[1]。社会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们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更新演变，各种各样的信托设计由此应运而生。当一个社会中高龄者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时，高龄化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变化趋势，包括高龄者在内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需求也会逐渐发生变动。此时，如果该社会有信托制度，那么信托如何对正在发生的变化做出灵活反应，将成为衡量该社会信托制度创新性的重要标准。
根据联合国的定义，一个地区65岁以上人口超过7%，即可称为高龄（化）社会。我国《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4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29988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9857万人，所占比重为7.58%。其实，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步入高龄社会，目前人口高龄化的程度正在逐年提高。尤其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高龄化的程度已经大大超出全国水平。[2]鉴于我国高龄社会的现实情况，信托投资公司如何有效地发挥信托优势，围绕高龄者开发设计实用的信托产品，已显得很有必要。

二、高龄社会中信托活用的机会与价值

高龄化问题不仅是高龄者的个人问题，也是家庭问题，还关系到社会安定与和谐的大局。为了使广大高龄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全社会都应协助和支持高龄者事业。信托业作为连接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产业市场的重要纽带，也应当在增进高龄者福祉方面有所作为，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我国高龄人口的绝对量和人口高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都很罕见，而高龄者的长期照顾[3]制度相对滞后，高龄者财产的安全性和有效利用缺乏保障。在当前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高龄社会的诸多问题已不断突显，同时这也为信托在高龄社会的活用提供了机会。
1、由于高龄者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都有显著下降，对家庭的依赖性明显提高。但是，随着我国“4：2：1”家庭模式[4]的逐渐增多，子女赡养高龄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养老模式已受到明显的冲击。而信托财产受到信托法的特殊保障，实行专户的独立管理，不受委托人及受托人财务状况恶化或破产的影响，又免受债权人追索。因此，利用信托为高龄者的财产和生活提供保障，必将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
2、由于高龄者身体和智力等方面的衰退，自身的理财能力下降甚至丧失，高龄者及其家庭的财产安全常常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近年来，不断发生以高龄者财产为对象的盗窃、滥用、欺诈、侵占、抢劫等侵害行为，甚至也有不肖子女（包括照顾者）故意将高龄者财产占为己有。高龄者财务滥用（Financial abuse）[5]已经严重威胁到高龄者的财产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和谐，利用信托方式由专业人士代替高龄者进行理财，将有利于防范或避免可能发生的财务危机或财务性虐待事件。
3、高龄者大多有自己的积蓄,加上养老保险金、子女给付的赡养费等收入，高龄者个人的财产既稳定又能持续增加。并且，随着高龄者群体变得越来越富裕（尤其在大中城市），高龄者的理财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正在成为重要的投资群体。但是，目前市场上适合高龄者投资的金融产品非常少，极大地制约了高龄者财产的有效利用。信托制度兼具安全、专业管理与持续的功能，而其他财产管理制度，会因委托人去世或失去意思能力而中断，但在信托制度下，即使当事人去世或丧失意思能力，信托关系仍不中断。因此，信托可以帮助高龄者进行一些成本低且高度分散的投资或者特定目的的财产管理，以实现良好的市场回报率或特定的财产传承意愿。
4、高龄者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增强，加快发展高龄者保健事业，推进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已势在必行。各级政府也在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费等优惠措施，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高龄者服务机构有很大的市场需求空间。我国高龄产业的发展还远不成规模，是一块方兴未艾的新鲜“蛋糕”，庞大的市场空间急需眼光敏锐的企业来填补。信托业作为正在崛起的“第四大金融支柱”，具有推动高龄产业融资和实业发展的巨大潜力。
5、我国的老年保障制度[6]形式多样，基金规模巨大[7]，并且正在深化养老金改革，依据全球化、现代化、资本化、市场化的原则加快养老金市场的发展，建立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企业年金的多支柱体系。养老保障基金的性质是信托财产，要通过改进基金管理方式建立起信托型的基金治理结构。首先，将建立受托管理制度。全国社保基金由全国社保理事会担任受托人，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由省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年金理事会或法人受托机构担任受托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拟由省级农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担任受托人。其次，将引入基金托管制度。全国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已引入第三方托管，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也将引入第三方托管。最后，将委托专业机构投资，开发养老金投资产品，实现保值增值。[8]信托所特有的“财产隔离”等制度优势，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养老金的财产安全。因此，信托公司在养老金市场上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信托提供的是一种带有长期规划性质、极富弹性空间且更能保障受益人利益的财产转移与管理设计，这也正是信托独特的制度性功能之所在。[9]在高龄社会中，以高龄者为目的来活用信托，将进一步彰显信托的独特优势。尽管民法上的财产管理制度也能在高龄社会发挥一定机能，但信托对高龄者而言具有一些独特的价值：（1）意思冻结机能[10]确保了信托目的之稳定性和财产管理之持续性。（2）受益人连续机能[11]确保了财产分配的多样性和兼顾性。例如，高龄者既可以根据遗嘱设立遗产信托，规定妻子是第一受益人（即财产收益的受益人），妻子死后儿子是第二受益人（即财产本身的受益人）。（3）受托人决定机能[12]确保了信托的结果与信托的目的更加契合。例如，对于委托人在设定信托时没有充分考虑到的情形，受托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更符合信托目的的方式，比如根据受益人受益时的经济状况来选定受益人，根据受益人之间的贫富差别来决定信托收益的分配比例等。高龄者就可以在信托合同中约定，把对其养老尽了最大义务的人作为受益人，并将选定该受益人的决定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通过行使决定权来灵活选定受益人。总之，信托富于弹性的社会机能，使它在高龄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应用价值。

三、日本和我国台湾高龄者信托的实践与经验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自继受信托制度以来，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和发展，已经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营业信托模式。信托制度的功能与高龄社会的需求相互结合的高龄者信托，已成为日本和我国台湾信托创新的代表之一。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具有相似的法律传统，目前都在积极发展本土化的信托制度，又都面临人口高龄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相互之间借鉴高龄者信托的经验，必将对各自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日本
到2004年10月1日为止，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者已达2488万人，占总人口的19.5%。[13]到2003年6月5日为止，日本4580万户家庭中，家庭成员中有65岁以上高龄者的家庭为1727万户，占总数的37.7%，其中，家庭成员均为高龄者的家庭占41.9%。高龄夫妇家庭由18.2%升至28.1%，高龄者独居家庭也由13.1%升至19.7%，分别增至此前的1.5倍。[14]日本高龄社会的变化，不仅体现在高龄者及其家庭的不断增加，以及高龄者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等的深刻变动，而且体现在高龄者及其家庭财产的变化[15]。日本非常重视对高龄者及其家庭财产的维护，结合国内完备的高龄者保障制度[16]，信托银行在这方面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满足高龄者财产保全和增值的需要，日本的信托银行不断推出长期性、高收益、低风险的信托产品，并协助高龄者管理财产、办理继承、执行遗嘱、处理遗产等，使高龄者得以安享晚年。[17]
考虑到高龄者多半以金钱方式持有财产，交付信托的标的物以金钱形式为主，因此针对高龄者的金钱信托得以广泛运用。其具体又分为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固定式信托与追加式信托、单独运用金钱信托与共同运用金钱信托、特定金钱信托、指定金钱信托与无指定金钱信托。地方政府也推出了各种形式的高龄者财产服务，主要包括财产保全与管理、财产运用与有效利用服务等，内容涉及存款、有价证券、不动产权利证书的安全保管与代理服务、存款的提取与存入、自有不动产设定担保、利用信托制度将自有住宅融资、接受高龄者咨询的服务等。[18]已有的信托品种只要能适应高龄者的需求，信托银行都结合高龄社会的现实加以专门性地设计和运用。
另外，结合日本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高龄者信托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年金信托就是把企业和职工积累的退休金作为信托财产交给信托银行管理和处理，它是日本信托银行的一项主要业务。[19]例如，日本东洋信托银行开办的税制适格年金信托，以企业为委托人、职工为受益人、信托银行为受托人，订立信托合同。首先由企业（委托人）与职工（受益人）订立年金规章，有时还设立专门的年金管理委员会；然后企业（委托人）与信托银行（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职工把本人应负担的钱（分摊金）交给企业；企业（委托人）把年金保险费即职工个人负担和企业负担的资金交给信托银行（受托人）；职工退休后，由信托银行付给职工年金。企业向信托银行提出年金信托，要经过国税厅批准，但这种批准只需备案就可以了。在必要的情况下，还设立信托管理人，以保障职工（受益人）的利益。除了税制适格年金信托外，还有厚生年金基金。企业成立厚生年金基金需要得到厚生大臣的批准，并与信托银行和人寿保险公司签订合同。企业成立基金后，可免除向国家缴纳按职工月标准工资3.2%的厚生年金保险费。成立厚生年金基金在人数上有明确规定（即单独成立的最低人数为1000人，联合成立的最低人数为5000人），因此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是企业单独成立的；二是母子公司联合成立的；三是同行业中小企业的母体总合成立的。[20]
为帮助员工积蓄财产和准备养老金，依据《员工财产形成促进法》，日本的信托银行开办了财产形成信托、财产形成养老金信托、财产形成住宅信托、财产形成给付信托、财产形成基金信托等业务。在财产形成养老金信托中，员工在职期间和退休后均可享受课税优惠。日本的养老金信托分为企业养老金信托和国民养老金基金信托[21]。另外，信托银行以互助养老金制度为基础还推出了互助养老金信托，以及遗嘱信托、遗嘱执行、特定赠与信托等[22]。在日本，信托银行可以成为遗嘱执行者，但可以执行的仅限于有关财产的遗嘱，其他的不允许执行。日本的高龄者信托非常尊重高龄者的自主决定权，充分考虑税制方面的安排，将独居高龄者作为重点的服务对象，并且与传统的家族式财产管理保持良好的协调。

（二）我国台湾地区
2004年，台湾地区65岁及以上的高龄者约21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比率在亚洲地区排名第三，仅次于日本和我国香港，原有的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也发生了明显改变[23]。台湾的信托机构针对高龄者设计和开展了诸多有特色的信托品种。目前已有多家金融机构的信托部开办了安养信托，通过受托银行独立且专业的管理，确保退休金及其他财产的安全与有效运用。委托人可以一次或分次的方式交付信托财产，约定适宜的信托期限（如以委托人最后生存日为信托期限），由受托银行分散运用于收益相对稳定且风险低的理财工具，并依照委托人的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将信托收益交付受益人（委托人本人、配偶、子女、公益机构或委托人指定的其他人、机构），不但可以确保高龄者的生活品质（如生活费、医疗费等有保障），而且可以照顾遗属或造福社会，从而达到“利己、利人、利他”的三?目的。
台湾安养信托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计划出国安居或长年在海外者；想到祖国大陆安养者；预定在安养机构颐养天年者；常常出国旅游者；不想为了处理各项投资的琐碎事宜费心及奔波的银发族。该信托品种具有五大特点，即便利性、安全性、多元性、自主性和弹性[24]，而且具有五大优点——预先分配财产、节税、保密、资产集中控制和专业人员协助管理[25]。例如，台湾“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信托部就推出了“退休安养信托”，系由委托人与“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受托人）签订信托合同，约定将信托资金一次性交付（最低金额为新台币一百万元，每次追加金额至少三十万元）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照委托人的指示，挑选适当稳健的金融产品作为投资组合，在约定的信托期间内，由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领取本金或孳息，并由“中国国际商业银行”在信托期满后将剩余的信托财产交付受益人。其投资标的主要是国内外基金、银行存款以及信托合同约定的其他标的。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还设立信托监察人。其特色在于：专案规划资产配置，累积退休基金；按照委托人意愿跨越时空地照顾其指定的受益人；专业机构管理信托财产，并定期提供报告；避免财产遭受子女或亲友不当的侵害。[26]
台湾的退休金交付信托，其目的在于由受托人妥善管理运用委托人交付的信托财产，作为受益人退休及养老之用，让退休者能过上安心、有尊严的晚年生活。其结构是：由委托人（即客户）和受托人（即信托机构）签订信托合同，委托人将资金转入受托人的信托账户，由信托机构依照约定的方式替客户管理运用，同时信托合同已明确约定信托资金为未来支付受益人（客户或其配偶）的退休生活费用，只要是信托合同持续期间，信托机构就会依照信托合同执行受益分配，让信托财产完全依照委托人的意愿妥善处理，以达成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的目标。[27]
另外，台湾还有个人人寿保险信托，包括为谋求高龄者生活困难时获得照顾的养老保险、以自身死亡为保险标的的死亡寿险、以及储蓄保险等，虽说就各种人寿保险成立信托关系时，以死亡寿险信托的成立最普遍，但其余保险也可比照设立信托，达成保险与信托的功效。由于保险信托具有弹性，可依委托人的需要以不同运作方式设定不同类型的保险信托：第一，依受托机构代付保费与否分为不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与附基金的人寿保险信托；第二，依受托机构受领保险金后是否负有管理运用的义务，分为主动的人寿保险信托与被动的人寿保险信托。高龄者财产信托也可遵循此种模式，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以失智、失能现象的出现作为保险事故，在信托合同中约定由受托机构代为支付保费，并在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受托机构即以该笔保险金作为照顾高龄者生活的资金。由受托机构负责积极地管理该笔信托资金，并将运用中获得的收益用于高龄者生活品质的维持与提高上。[28]我国台湾的高龄者信托很注重信托资产运用过程的透明化，并强调建立完备的监察系统。

四、高龄者信托的初步界定和设计要点

“高龄者信托”是目的指向的，并不是信托关系的主体、客体或内容中包含高龄者的信托，而是以高龄者的福祉为信托目的、以高龄者（及其所在家庭、企业等）财产为信托财产、旨在拓展信托在高龄社会的理财功能的一系列信托设计。“信托的基本功能乃融合有财产的保全功能与增值功能在内，而为传统信托制度所欲达成的财产管理功能。”[29]高龄者信托不但集中体现了信托的上述基本功能，而且充分反映了信托目的自由化、弹性空间大的特征，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在高龄者信托中，信托法律关系的核心是高龄者作为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具体分为作为委托人的权利和作为受益人的权利。相比于知情权、管理方法调整权、撤销权、解任权、选任新受任人的权利等，信托受益权的保障具有根本意义。因此，受托人应当更好地履行忠实、善管等义务，以确保信托本旨的达成。其中，信托目的、信托财产、信托当事人三大要素值得重点关注。
首先，信托目的在信托设立中占据着首要地位，是信托行为成立的纲。[30]作为目的指向的高龄者信托，应规定合法、明确、细化的信托目的，既为受托人指明方向，也为受托人履行义务确立尺度。信托目的应成为高龄者信托合同（或遗嘱）中的核心条款，避免过于简单、抽象，要明确体现高龄者需求的实际。
其次，拓展信托财产的种类和范围，是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的关键。不论是动产、不动产，还是物权、债权，以及股票、债券、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只要能够成为高龄者信托中的信托财产，就应成为信托机构挖掘信托价值的切入点。在开发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应切实保障信托财产的独立与安全。
最后，在受托人固定的前提下，应明确委托人和受益人，尤其是受益人的范围和数量。在高龄者信托中，不仅高龄者本人可以成为委托人，高龄者的配偶、子女、亲属、朋友、所属机构、团体等，都是潜在的委托人（也是信托机构的潜在客户）。委托人对信托特别是对受托人享有监督权，既是信托的发起者，也是信托的监督者。受益人作为受益权的享有者，在信托中的地位和作用已是不言而喻。对高龄者信托而言，区分自益信托与他益信托，尤其是明确受益权的取得、放弃、转让、继承以及共同受益人的信托利益分配等问题，显得非常重要。另外，在高龄者信托中，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应考虑设立信托监察人，通过代表受益人（尤其是高龄者）监督受托人来确保信托目的的实现。并且，可以借鉴日本的“信托财产管理人”[31]制度，从信托连续和信托财产稳定安全的角度，保障高龄者权益。无论是信托监察人，还是信托财产管理人，都可以在信托文件中加以约定。
信托因其具有弹性而使其得以适应多变的金融环境，应用于各种类型的投资活动，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应用到信托制度。[32]在金融信托领域，信托机构应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出发，及时察觉金融环境的变化，适时地开发高龄者信托产品。尤其是我国的高龄社会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与高龄者相关的现有法律政策环境以及未来动向，确保高龄者信托产品合乎现有的法律政策。尤其对税收、会计、社会福利、医疗、监护、保险、基金等方面的法律政策，信托机构应具有良好的敏感性和前瞻性。
2、注意不同高龄者群体对退休生活、经济条件、精神享受、财产传承、投资取向、利益分配等方面的需求，针对不同的高龄者群体设计不同的产品，充分体现和保障委托人（高龄者）的意愿，减少格式合同（格式条款）的运用。
3、注意固有的家庭传统观念和新时期家庭结构及观念的变化，在设计高龄者信托产品时，不仅要考虑高龄者本人的意愿，而且要考虑高龄者子女及其他照顾者的意愿，最大程度地减少高龄者信托的阻力。
4、注意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高龄者经济状况的差别，针对不同地区高龄者财产的种类和数量设计适宜的高龄者信托产品。
“字是谁写的”的问题应当由谁判定

于朝

关键词：证据 司法鉴定 文检 笔迹鉴定

案例：《检察日报》2002年4月17日第8版，以《打工妹被“鉴定”为小偷》为题，报道了湖北打工妹李钱英的一段不平常经历：1999年7月，李钱英同寝室工友的存折被人三次盗取现金，公安机关对三张取款凭条的字迹进行了笔迹鉴定，鉴定结论为“送检三张取款凭条上的字迹是李钱英所写”。公安机关依据该结论决定将其劳动教养一年半。李钱英提起行政诉讼，并提供了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律师也就公安机关提取检材的程序提出置疑，法院组织笔迹鉴定专家进行了重新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三张取款凭条与原告填写的一张万事顺卡取款凭条为一人所写”。法院作出维持复议决定的判决。后李钱英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检察机关组织公、检、法共同组成5人专家小组再次进行重新鉴定，结论为“送检的三张取款凭条上的的字迹不是李钱英所书写”，据此，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再审，撤销了公安机关的决定和一审判决。
这一案例涉及到书写痕迹的同一认定问题，此类鉴定争议案件媒体曾作过不少报道。一些专家也从改革我国鉴定体制角度，对如何防止和处理这类争议作过一些探讨。但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完全是鉴定水平和鉴定机制问题，而是“字是谁写的”问题能否作为专门性问题交由笔迹鉴定专家解决。这个问题既涉及到笔迹鉴定原理，也涉及到诉讼的科学性，更重要的是如何防止因错误结论误导错案而给诉讼机关案件、当事人带来的麻烦。

一、书写习惯同一认定的原理

任何司法鉴定结论都是科学推断的结果，因而任何司法鉴定都有其特定的科学依据。书写习惯同一认定，是以书写习惯特征为基础一种技术鉴定原理。书写习惯同一认定原理中有以下两个基本假定：
一是书写习惯具有特定性。人通过长期的书写活动会形成一定的书写习惯，这种书写习惯在字迹中所能够现出的一些较为固定的特征，被称谓书写习惯特征。如：起笔特征、运笔特征、止笔特征、整体字形特征等等。由于不同的书写习惯所形成的字迹具有不同的特征，因而笔迹鉴定专家可以根据这些特征来确认特定的书写习惯。笔迹鉴定专家能够进行书写痕迹鉴定的客观基础就在于书写习惯的特定性。
二是书写习惯具有相对稳定性。人的书写习惯一旦形成后便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这是由人的习惯性思维和习惯性动作而所致。书写习惯的相对稳定性是笔迹鉴定专家能够进行书写痕迹鉴定的客观条件。
书写痕迹的同一认定就是根据上述书写习惯特征及假定，分别检验出检材（送交鉴定的字迹材料）和样本（被怀疑人书写字迹的材料）中的笔迹特征，通过特征的比对，在两者反映的书写痕迹特征相同的情况下，认定为符合同一的书写习惯，在两者反映的书写痕迹特征不同的情况下，确认不符合同一书写习惯。这就是书写习惯同一认定的原理及操作过程。
书写习惯同一认定的原理的科学性，还在于利用这一原理进行鉴定时，笔迹鉴定专家不需要借助于检材以外的证据，即可作出鉴定结论。因为笔迹鉴定专家确认书写特征，可以直接根据对检材的检验结果获取，必要时也可以借助于文检设备对检材中的特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这使得笔迹鉴定专家所作出的鉴定结论完全是科学推断的结果，符合证据学中对鉴定结论的特殊要求。众所周知，鉴定结论不同与证人证言之处就在于它不是鉴定人五官直接感受的结果，不是对案情的复述，而是对特定的专门性问题提出的具有科学性的结论性意见。

二、“字是谁写的”判定原理

在诉讼中向笔迹鉴定专家提出“字是谁写的”问题，就是要求笔迹鉴定专家确认某人书写了或没有书写某一字迹或是否系一人所写的问题，即证明案件所涉及的书写事实。
从证据学角度讲，认定书写事实需要有认定书写习惯同一的笔迹鉴定结论、证明书写人具有书写时间的证据（证言、口供、书证）、证明书写人具有书写工具的证据（物证、证言）、证明书写人具有写能力的证据（证言、书证）等。也就是说，证明“字是谁写的”这一事实所需要的证据不仅仅是笔迹鉴定所需要的检材和样本，还包括其他证据材料。其中，较为直观的证据，只能是在书写现场的人（包括当事人和证人）的陈述或视听资料证据。因为书写事实是一个过程，没有亲眼看到的人是不能作证的。因此，如果由笔迹鉴定专家回答这一问题的话，那他只能是根据书写习惯相同这一鉴定结论，对书写事实的一种推测，而根据司法鉴定的一般原理，推测的结果是不能出具鉴定结论的。因此，从证据学角度讲，笔迹鉴定专家不能回答“字是谁写的”问题。
再从笔迹鉴定原理看，确定“字是谁书写的”，显然仅有前述的书写痕迹同一认定原理还不够，还需要增加假定：即不同人的书写习惯肯定不同，即不同人不会写出相同的字。根据这一假定，只要字迹所表现出的书写痕迹相同，便肯定是同一人所为，笔迹鉴定专家也就可以判定“字是谁写的”。这个假定是否能成立呢？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书写习惯的形成并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是人们对他人的书写痕迹进行模仿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带有个性的习惯，因此，人们如果初期模仿的笔迹相同，且有比较接近的书写环境和条件，其书写习惯也会十分接近，例如：如果多人都在长时间临摹练巍体且又不是作为书法家对巍体进行个性改进的话，那么这些人的（巍体）书写习惯就会十分接近；其次，长期刻意的模仿他人的笔迹，久而久之会形成相同的书写习惯。举出上述两种情形，笔者认为已经足以否定“不同人不会写出相同字”的假定。而这一假定不能成立，从司法鉴定原理上讲，也就意味着笔迹鉴定专家不能回答“字是谁书写的”这一事实问题。
也许有人不同意上述对鉴定原理分析，认为前述书写习惯同一认定原理中的两个假定在实践中也有不成立的例子。既然“字是谁写的”假定可以举例否定，那么，书写习惯同一认定中的两个假定也可以举例推翻。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确，任何司法鉴定的假定在实践中都有不具备的情形。比如，所谓“字不成型”时（较稳定的书写习惯尚未形成时），其字迹特征也就缺乏特定性；人们在长期的书写中也会改变一些书写习惯。但是，在鉴定实践中，对“字不成型”的情形笔迹鉴定专家可以从样本检材的字迹中分析得出，从而以不具备鉴定（假定）条件为由拒绝鉴定；为了避免因书写习惯的改变而可能造成的鉴定失误，笔迹鉴定专家也会要求送检人提供相同时期的比对样本，没有同时样本的，笔迹鉴定专家也会拒绝鉴定。这说明虽然实际工作中会出现违反假定的情形，但这种情形是可以被笔迹鉴定专家所认识，并对不具备假定条件的情形不予鉴定，所以，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影响书写习惯假定的设定和笔迹鉴定的科学性。但是，“字谁写的”问题鉴定原理中所追加的“不同人不会写出相同字”的假定就不同了，笔迹鉴定专家在实际工作中是无法利用检验技术来普遍排除书写人无长期临摹的情形，因而这一假定不具有普遍性的前提，所以不能成立。

三、“字是谁写的”问题的判定归属

根据前述笔迹鉴定技术及证据学原理，笔迹鉴定专家可以解决案件所涉及的“笔迹是否符合同一人的书写习惯”问题，但不能回答“字是谁写的”或“是否是同一人所写”的问题。司法实际工作中，诉讼机关大都不是将“笔迹是否符合同一人的书写习惯”这一专门性问题交由笔迹鉴定专家来解决，而是要求笔迹鉴定专家解决“字是谁写的”或“是否是同一人书写的”问题。实践中，从笔迹鉴定权威，到一般笔迹鉴定专家对“字是谁写的”或“是否是同一人书写”的鉴定要求来着一概不拒，统统给予解决。为什么？这里有两个原因：
一则，从科研情况看，笔迹鉴定问题实务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基本理论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可见，笔迹专业的学者们对基本理论的研究投入不多，因而对实践中常见的一些作法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缺乏研究，很容易承认实践中的一些尚未进行理论推敲的做法。
二则，受传统诉讼观念和做法的影响，把“字是谁写的”这一本应由案件承办人（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下同）研究的法律事实问题作为专门性问题看待，似乎不解决“字是谁写的”问题，案件承办人员就无法断案。
从证明书写事实的证据来源看，笔迹鉴定专家可以提供认定书写习惯同一（或不同一）的笔迹鉴定结论，其他证明书写事实的证据(非结论性证据)则应当由证人、书证资料和视听资料的保管人提供，只有当笔迹鉴定结论及非结论性证据均被提供后，才能证实“字是谁书写的”这一书写事实；从证据获取途径看，笔迹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一样都是必须由案件承办人员获取，且均由案件承办人员对各类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后，才可以根据这些证据确认书写事实。因此，书写事实的认定需要一系列诉讼权力的行使才能得出结论，而笔迹鉴定专家作为诉讼参与人依法只能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只有案件承办人员才能依法行使诉讼权力。所以，无论是从证据的形成还是法定诉讼程序看，“字谁写的”问题都应当由案件承办人员确认，笔迹鉴定专家无权确认。换句话说，从诉讼权力角度讲，书写事实的判定是行使诉讼权力的范畴，笔迹鉴定专家作为诉讼参与人是不能行使这一权力的。
司法实践中，由于笔迹鉴定专家的越俎代庖，案件承办人员在涉及到“字是谁写的”问题时常常出现一些诉讼错误。例如：侦查人员会因笔迹鉴定专家已经解决了“字是谁写的”问题而不再注意收集被怀疑人有无书写时间、书写工具和书写能力方面的证据；而法官也会不刻意要求检察官或当事人提供这类证据，甚至即使当事人提供了这类证据也不予理睬（如开篇提到的案例）。司法实践中这种情形还是普遍存在的。过分依赖此类鉴定结论来判断案件，是部分涉及书写事实案件产生错案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笔迹鉴定专家在诉讼中回答“字是谁写的”问题，既缺乏科学依据也不符合诉讼法律关系，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予以纠正。笔迹鉴定专家可以回答“笔迹是否符合同一人的书写习惯”问题，至于“字是谁写的”问题当由案件承办人根据笔迹鉴定结论并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判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人民检察院（25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