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司法机关罚没收费行为若干规定

上一篇: 关于进一步充实地方粮食储备做好粮食市场供应工作的通知
下一篇: 天津市测绘成果管理实施办法（2004年修正）

　　　　　　　　　　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研究
　　　　　　　　　　　　　　－－以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为参照

　　　　　　　　　　刘毅强 德国慕尼黑大学 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 附随义务；完整性利益；合同解除
　　内容提要: 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随着德国“积极侵害债权”理论的出现而日益受到民法学者的重视。我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遗憾的是，多数研究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肯定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主体可以进行合同解除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着重于深入分析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期望可以对我国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相关司法实践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表明，保障进人债务关系领域之相关主体的完整性利益，越来越得到各国民事立法者的重视。这一趋势本身也是市场交易日趋复杂化、群体化、多样化背景下民事立法的必然发展，同时也是民法总则中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不断延续和深化。因此，不啻是满足债务关系本旨的给付利益需要得到有效的维护；与此同时，与给付利益相关，甚至没有直接关联的债务关系主体以及相关第三人的其他财产与人身利益，都已经纳人民法规范保障的视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关理论体系的建立显得日趋重要。
近些年，我国民法学界对于附随义务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对于附随义务侵害是否可以引起合同解除的问题也有所探讨。但遗憾的是，纵观我国学者的相关论述，多数只是局限于是否应该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的情形下，赋予合同主体以合同解除的权利这一层面。除此之外，其他一系列相关法律问题研究和展开的并不多。因此，本文在总结和研究德国民法相关立法和学理的基础上，将着重于深入分析在附随义务侵害发生后，合同解除的适用空间以及所可能引发的各种法律问题。
二、附随义务概念的再讨论
附随义务的内容由于通常不被合同主体所约定，而是更多地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以及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确定，因而对其进行精确的定义一直是理论界的难题。或许因为如此，很多学者在附随义务概念的使用上，一直存在混淆和模糊的状况，特别是学者中常常出现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进行交叉使用的情形。这种状况的出现，不仅对于附随义务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明晰不利，而且也容易使民法初学者相对关法学理论的研习造成一定的困扰。因而，在展开对附随义务侵害与合同解除问题的探讨之前，实有必要再次辨明附随义务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附随义务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在债法领域的内在延伸和发展。其产生并不旨在对债权人给付利益的保障，而是着眼于合同主体既存利益或完整性利益的维护。因而，附随义务是在债务关系产生之初即伴随着主给付义务出现的，为了维护债务关系主体一方的既存利益，依照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而要求对方所负担的照顾性或保护性的义务。在合同之债中，由于合同主体的既存利益难以也不需要被合同双方所约定，因而附随义务的出现也就具有了内容多样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此外，附随义务的产生时点也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特征，因为在合同主给付义务产生后的任何阶段，相关主体的既存利益都有随时被照顾和保护的必要。
附随义务与合同主义务的区分通常比较明晰。在特定的合同中，合同主体也可以通过约定将一般意义下的附随义务提升为该合同的主给付义务。例如在咨询合同、保管合同、保安服务合同等类型中，传统归属于附随义务的照顾、保护、告知等义务便成为合同主给付义务的一部分。反之亦然。此外，违反合同主给付义务的行为也可能会同时侵害到合同的附随义务，从而在合同解除条件的适用层面出现法条竞合的问题。例如，出卖人向买受人交付的马饲料有毒，致使买受人的马匹发生死亡，即是典型的某一违约行为同时造成主给付侵害和附随义务侵害，从而使得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和其他完整性利益均受到损害的案例。此种情形下，应该允许债权人在合同解除的条件同时满足时，择一适用相应的法条。
需要讨论的是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系。从合同义务通常是依据合同的目的和类型，为了使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和实现，而要求债务人在主给付义务以外辅助完成的其他给付性义务。从该定义中不难发现，从合同义务针对的是给付利益本身，因而其内容与该合同设立的本旨息息相关。而附随义务指向的则是合同主体给付利益之外的其他完整性利益，诸如债权人既存的财产权益和人身权益。与从给付义务不同的是，附随义务并不是用于辅助和完善债权人可得的法益，而是用于维护其现有的法益。[1]也正因为如此，附随义务的内容通常与合同的原始给付关联性较弱。这是区分附随义务与从合同义务的关键所在。[2]而两者的其他区别，例如是否具有可诉性以及赔偿范围的不同等都应该建立在上述核心区别之上。
其次需要探讨的是，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不完全履行，通常是指债务人虽然履行了债务，但其履行不符合债务的本旨。[3]不完全履行，在不同的文献中也被称为不完全给付、不良履行、不良给付、不当履行等。在讨论附随义务侵害与不完全履行的关系中，多数学者将前者作为后者的一种形态来理解，并认为其根源在于德国法中的积极侵害债权理论。例如，王泽鉴先生认为：“在契约成立后之履行期间，当事人之接触益为密切，更须尽其注意，避免侵害相对人之人身或财产上利益。违反此项义务时，应成立所谓之不完全给付。”[4]张广兴先生也将债务人违反附随义务的责任界定为不当履行。[5]此外，依据韩世远先生的观点，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因有违于诚信原则，也可以构成不完全履行。[6]
笔者对此种观点不能认同。从不完全履行的语义可以看出，其与设立债权债务关系本旨的履行利益（或原始给付利益）直接相关，即债务人所提供的给付与债权债务关系之目的不完全相符。此类行为在德国法上作为“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被规定于该国民法典281条和323条第1款第2项中。[7]此类行为实则履行障碍原因类别中的“瑕疵履行”。而附随义务则与主给付利益的完成关系较远，而与债之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维护直接相关。换句话说，即便在主给付义务“完全履行”的场合，债务人依然有可能违反其附随义务，对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利益造成侵害，而债权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也有权在此类场合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以及解除合同等。在德国债法现代化法改革的政府理由书中所专门提及的案例即是最好的说明：一名画家尽管可以正常地实施自己所承担的绘画工作，但他一再不可免责地使债权人房屋设施受到毁损。尽管此时画家完全可以实现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但由于其行为造成债权人物的损害并达到了一定严重的程度，故债权人有权直接向画家要求合同解除以及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8]因而，将附随义务侵害归类于不完全履行，不仅从各自的内涵上无法自然衔接，同时也容易对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使用产生混淆，不利于彼此的区分。因此，笔者建议今后可以将附随义务侵害从不完全履行中分离，单独作为一种义务侵害的方式；同时将诸如“瑕疵履行”、“不完全履行”、“不良给付”、“不良履行”“不当履行”等概念整合，统一用“瑕疵履行”这一术语来表达“非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给付”这种类型的义务侵害方式。[9]
三、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10]适用的可能
合同解除作为一种给付障碍情形下，合同主体摆脱合同主体义务的方式，被各国民事立法者以及国际和区域统一法重视。合同解除一方面为陷入履行困境的合同主体提供了重获“交易自由”的工具，为其尽快缔结下一个债权债务关系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任意冲破合同“法锁”的约束，破坏“契约神圣”原则的风险。[11]因而设置怎样的“门槛”来规制合同解除行为，成为各国立法者考量的重点，其也常常反映着各国法律政策的重心与倾向。
合同解除在过去各国的民事立法和法学理论中，常以双务合同中双方互付牵连性义务为限。除此以外，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的场合，合同解除则不予考虑或认为没有意义。至今也有学者坚持此一观点。[12]在德国法上，尽管其旧债法第325条和第326条对于合同解除作出了上述限制，但在其后陆续有相当多的判例和学说认定，即便在积极侵害债权的场合，仍有适用合同解除的余地。其中当然也包括了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13]这一学说日后逐渐成为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并通过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被正式规定在新债法的第324条当中。此外，依据学者的总结，国际统一法判例也逐渐突破了上述界限，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中允许合同因附随义务的侵害而被解除。[14]笔者认为，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的确存在某些情形，尤其是在与给付利益相距较远的保护性义务受到侵害的情形下，有必要赋予债权人合同解除权，以充分保护其既存利益的完整性。但考虑到与“契约神圣”原则的协调，此时的解除权须在严格的条件下方有实现的可能。
四、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条件
1.合同的有效成立
只有在合同有效成立的前提下，才可以谈到合同解除的问题。在合同成立之前，相关债务关系的结束为合同撤销等民法制度所调整。
对于有效成立的合同是否以双务合同为条件，存在不同的看法。德国民法典将调整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问题的第324条规定在双务合同的框架之下。但诚如上文所分析，合同解除的要件应该并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债之主体互付对待义务的牵连性束缚，而给予债权人在单务合同以及非牵连性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引发合同解除效力的可能，因而这一限制实为多余。德国学者Gsell也认为，既然此处的合同解除权不再与给付义务的侵害相联结，那么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的“双务合同”的限制并不合理。[15]
2.附随性义务的侵害
需要具备的要件是所侵害的义务为附随性义务。该义务的法源在德国法中为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依据该款：债务关系可以依其内容使任何一方负有顾及另一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16]在我国法中，为《合同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其具体内容依据合同关系的类型、合同主体的利益状况以及合同对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来确定，通常包括保护性义务、协助性义务、照顾或注意性义务、告知或说明性义务、保密性义务等等。正如上文所提及，附随性义务有不确定性和个案解释性的特征，无法作出周延性的描述。而且即便上述所列举的同一义务，在不同的个案中也会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内涵与外延来。但无论怎样变化，判断附随性义务的核心标准都在于其对于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保护是否为必要。
问题是，这里的附随义务是否可以将先合同义务包罗在内，从而引发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效力？先合同义务的产生基于合同双方在建立有效的合同关系之前，进行缔约磋商、缔约准备以及进行类似交易接触过程中，一方所负担的照顾对方权利、法益和利益的义务。先合同义务通常认为属于缔约过失责任制度规范的范畴，即合同一方在合同成立之前不可免责地违反了其应负担的先合同义务，那么合同另一方有权利要求对方赔偿因此产生的损失。此外，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采用欺诈或胁迫的方式订立合同，另一方可以通过行使撤销权来摆脱合同义务的束缚。在存在损害的情况下，其依然可以通过缔约过失责任要求对方赔偿。但除此之外，还会存在一些情况，诸如合同一方在合同磋商或者准备的过程中，对另一方的其他财产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或者对其人身进行了恶意的毁谤或者侮辱，而这类情形在合同成立之后方被对方所获知。此时是否可以如附随义务侵害一样适用合同解除的规则，值得探讨。
在德国民法学界，学者们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学者Gsell认为，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仅以合同成立以及侵害第241条第2款的照顾性义务为条件，而并不要求该义务侵害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后。因此，先合同义务侵害有适用第324条的空间。他还进一步主张，债权人在订立对其有利的合同之后，获知其法益在合同磋商期间受到严重损害时，可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并依照第282条主张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相反，在订立非有利的合同的情况下，通过第324条解除合同的同时，还可以依照第311条第2款和第280条第1款主张消极利益的赔偿。[17]但也有德国学者认为，先合同义务不在民法典324条所提及的范围之内，不应引起合同解除的效果。因为第324条所包含的要件是一项照顾性义务的违反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以至于不能再苛求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从而避免对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造成不可期待的损害；而先合同义务的初衷则着眼于避免通过订立合同，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此外，有学者也认为，通过第280条第1款以及第311条第2款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规定，已经可以充分的保护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债权人的利益，故无须第324条的介入。[18]
在附随义务和先合同义务的关系上，笔者认为，尽管两者都来自同一法源，都包含有一方保护、照顾另一方等的权利内容，但两者在概念上仍具有区分的必要。附随义务从中文概念的语义上不难得出，其必定是“附随”着一定的主给付义务而出现的。只有在主给付义务存在或已经履行完成的情形下，“附随”义务的产生才具有意义，否则便会使人至少在概念的使用上产生困扰。而先合同义务则没有此项要求。先合同义务产生于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磋商和合同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尽管也有一些与将来主给付义务相关的告知、说明、准备等义务，但在合同没有正式成立和生效之前，毕竟还不存在主给付义务，也就谈不上“附随”义务的问题。而且，在合同磋商破裂等情形下，双方的债务关系将终结在先合同义务阶段，合同主给付义务不再发生，“附随”义务也就不具有存在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在保留“附随义务”这一称谓的前提下，需要将其与先合同义务加以区别。前者产生的时间在合同成立之后，而后者产生的时间则在此之前。
但两者的区别并不足以阻止先合同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正如笔者上文所论述的，合同解除的法律原因已经不再囿于牵连性主给付义务的侵害，而是可以扩张到对于合同主体完整性利益的破坏。这种完整性利益的存在不以给付义务的存在或是否已经履行完成而发生改变，因而对其的侵害的确有可能发生在主给付义务产生之前，而这种侵害对合同主体是否可以合理期待的[19]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内同样会产生影响。例如，一名演员与制片方签订了一份演出合同。在合同订立之后，演员方得知制片方为达到其宣传演出的效果，在签约之前对其进行过严重的人身诽谤。该演员认为，制片方的诽谤行为，对其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对其将来演艺事业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遂要求解除合同。可以设想，这种人身性的义务侵害无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之后，对该演员所造成的伤害程度都不会发生改变，因而可以支持其解除合同的请求。此外，上述提及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政府理由书中，所列举的画家侵害债权人房屋设施导致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案例，尽管该义务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但不难设想，如果该侵害行为发生在合同成立之前的合同准备阶段，而债权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合同成立之后才获知其受损的情形，那么该行为对于债权人所造成的损害丝毫不会异于案例中的情形，在此种情况下同样赋予其合同解除的权利方才合理。[20]
与此相关的还有后合同义务的侵害与合同解除的关系。附随义务的特征决定了其不会随着主给付义务的完成而必然消灭，而可能依然以后合同义务的形式出现，来确保债权人的完整性利益得到最终全面的保护。尤其是后合同义务的侵害对债权人“给付的使用”产生严重影响时，同样可以考虑通过合同解除的方式，使债权人的利益得到合理的维护。[21]例如，房屋装修人员尽管已经完成了其合同约定的装修义务，但在撤离的最后一天对留在屋内的债权人进行了严重的性侵犯。单从民法的角度，这种行为固然可以通过精神损害赔偿等方式对债权人予以赔偿，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消除该行为对债权人造成的影响，因为该房屋是债权人每日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其在家中只要看到屋内的装修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债务人曾对其的侵犯，进而严重影响其每日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赋予债权人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合理的。
3.维持合同履行无法合理期待
债的本旨在于全面合理地完成和满足债权人的给付利益。在给付利益可以得到实现，而仅仅发生债权人完整性利益受损的情形下，通常不会也不应该赋予合同主体解除合同约束的权利，从而对“契约神圣性”造成不必要的破坏，尤其在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损害，通过民法规范中的简单损害赔偿规则[22]即可予以救济的情形下更是如此。因此，发生附随义务侵害而解除合同的情形，必须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使得其可以在与维持合同效力的利益博弈中取得优先顺位。依据德国法第324条规定，这一要件被称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具体而言，当债务人违反法典第241条第2款所规定的义务时，以不再能够合理期待债权人坚持履行合同为限，债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考察不可合理期待性不能单纯依靠债权人的主观感受，而需要在个案中权衡合同主体双方的客观利益状况，从而确定所出现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的履行是否已经到达不可忍受的程度。[23]通常被纳入考量范围的因素，从义务侵害的本身出发有：义务侵害的严重程度、侵害结果所涉及的范围和所持续的时间、侵害是否具有反复性等；从合同内容的角度出发则是该合同对于主体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等。通常，长期性的或继续性的合同对于双方信任程度的要求，要高于一次性的简单货物交易合同，因而附随义务的侵害在前者的情形下更容易得出不可合理期待性的结论。此外，催告或提示对于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也有影响。由于附随义务并不存在履行期限的问题，因而在德国民法典第324条中，并没有像第323条第1款不履行到期债务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债务情形下，对于合同解除规定有指定合理期间的要求。因此，原则上债权人在附随义务侵害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直接解除合同，这种情况尤其在义务侵害具备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可予以认可。在义务侵害的程度属于中等，或对某一侵害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存在疑问时，债权人是否曾一次或多次提出过催告或提示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一要件的判断。[24]
除此之外，对合同履行的维持可以产生不可合理期待性影响的还有债务人义务侵害的可归责程度。依照现代债法的发展趋势，合同解除已经不再将债务人的过错作为要件来考量。这一点无论从《联合国买卖法》第49条、《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7条，到德国新债法第323条，再到我国《合同法》第94条都可以得到印证。然而，债务人义务侵害时所具有的可责性在合同解除的场合并非完全失去了作用。在考察附随义务侵害情形下，债权人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是否具有合理期待性时，债务人的过错程度应该被予以重视。特别是在涉及债务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债权人完整性利益损害的场合，应该作出更加有利于债权人的判断。当然，债权人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是否也存在过错，同样会影响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判断。在债权人与有过失情况下，若要肯定其合理期待性遭受破坏，必须提出比在该过失不存在的情形下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五、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在上述解除条件满足的情形下，债权人可以通过发出解除声明来引发合同解除的效果。合同解除后，债权人可以在债务人可归责的条件下，请求替代履行的损害赔偿。在解除声明发出之前，合同并不随着解除条件的具备而自然解除。德国新债法并没有对该解除声明的行使设定期间，但从诚实信用的原则出发，债权人应该在一定合理的期限内发出该声明，否则解除权予以排除。[25]另外，不少德国学者也认为，债权人长期间的等待而不行使解除权，通常也可以证明，附随义务的侵害对于其继续维持在合同效力中并没有造成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26]与此同时，为了保护债务人的利益，避免其陷入不可预期的消极等待中，债务人可以为债权人设置一个合理的期限，使其在这一期限内可以充分考虑是否决定解除合同。期限届满而没有发出解除声明的，视为解除权的放弃。[27]此外，德国民法学界的通说也认为，债权人在明知该附随义务侵害可以产生合同解除权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受领债务人的给付，视为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丧失或对其解除权的放弃。[28]
需要讨论的是，债权人的受领迟延对于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产生影响。在合同给付义务发生侵害的场合，依照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6款后半项的规定，当满足合同解除的条件发生在债权人受领迟延时，以债务人不可归责为限，解除权排除。但该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第324条，德国学界存在争论。在其债法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草案里对此适用予以了肯定，但法律委员会的决议却认为，债权人是否陷入受领迟延对于附随义务的侵害后果不产生影响。债权人的过错问题完全可以纳入不可合理期待性要件的考察过程中。[29]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因为该法典第323条是对给付义务不履行或不以负担的方式履行的情形下，合同解除问题的规定。在此种情形中，债务人是否可归责对于合同解除的效果不产生任何影响。而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问题则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利益状态。在债务人不存在过错，而债权人又可归责的陷入受领迟延的情形下，几乎不可能满足不可合理期待性的要件，因而也就没有必要适用上述解除权排除的规定。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部分履行情形下发生附随义务侵害，对于合同解除所产生的影响。当债务人已经依约完成了部分履行，而在此之后发生了对债权人完整性利益的侵害，使得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不能合理的期待，那么此时应允许债权人引发只针对未履行部分的部分解除。当然部分解除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合同原始给付具有可分性。此种情形在继续性合同中较常发生。由于该类型合同一般持续时间较长，各个单独的履行行为之间紧密性不强，因此在给付期间内所发生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之前已经完成的给付部分影响较弱。而对于还未完成的给付，债权人在满足上述合同解除的条件下，可以发动指向将来给付的部分解除。例如，某公司与网络运营商签订了长期的网络使用合同。在使用1年后，由于该网络运营商上门维护的工作人员，在实施造作的过程中，对公司机房的机器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该公司员工无法正常使用网络长达1个月，从而造成公司重大的利益损害，其客户也有一定的流失。公司因此提出解除合同。在这样的情形下，应该赋予该公司针对以后未完成的合同部分进行解除，从而减少其利益再次受到侵害的可能。
当然也不排除例外的个案，即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于已经完成给付的继续维持或使用也产生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那么此时应该例外的允许债权人针对合同的全部予以解除。除此之外，部分履行下的合同解除可参考德国民法典第323条第5款第1句的规定来处理，即只有在债权人可以证明，由于将来未完成给付的排除，造成其对于已经完成的部分履行也没有利益的情况下，方可主张针对全部合同的解除。
六、结论
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其连接点如何设置，与一国的社会交易状况以及法律政策息息相关。从我国《合同法》第94条所罗列的五项合同解除的法定原因来看，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对附随义务侵害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问题进行调整。尽管也有学者认为，第94条第4款后半项所提及的“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许可以包括上述情形。但考虑到附随义务侵害在很多场合并不一定与满足合同给付义务为指向的合同目的相冲突，笔者因此建议，我国可以参照德国民法典第324条，在第94条中补充设立单独的一项，来调整和规范在发生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如何适用合同解除的法律问题。
在由先合同义务、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以及附随义务等构成的合同“义务群”中，附随义务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尽管与合同主给付义务的直接关联性较弱，但其对于合同债权人利益的全面维护和保障，从而确保其可以合理期待的受领和使用债务人所为的给付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在附随义务的侵害在满足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赋予其引发合同解除的效力，从而最大程度地满足或弥补债权人的损害，同时也有助于在督促和提醒债务人在完成给付义务的同时，注意全面保护债权人的其他财产和人身权益。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在附随义务侵害的情形下，合同解除的适用需要十分谨慎，尤其是在合同的主给付义务部分已经得到完成，而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害可以通过一般损害赔偿原则予以满足的情况下更应如此。具体的适用，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依照合同双方的各自利益状态、履约的具体情况以及主体双方的可责性状况予以酌情裁量。对此，债权人应负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来证明债务人的附随义务侵害行为对其继续维持合同履行构成了不可合理期待性的影响。而上述所提及的解除权排除的要件则需要债务人负责举证。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已经1999年8月1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公共财产和公民财产的安全，维护公共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坚持专门机关与群众相结合的原则，实行防火安全责任制。
第四条 消防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逐步增加消防经费的财政投入，有计划、多渠道地筹集资金，加强公共消防设施建设，提高消防装备水平，保证预防火灾和灭火救援的实际需要。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公安消防机构具体负责实施。军事设施、矿井地下部分的消防工作，由其主管单位监督管理。
第六条 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特殊贡献或者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应当予以奖励。
第七条 预防和扑救火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宣传部门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做好消防宣传工作，提高公民消防安全意识。
教育、劳动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消防知识纳入教学、培训内容。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维护消防安全、保护消防设施的义务，有权检举、控告和制止危害公共消防安全的行为。
第八条 每年11月9日为本省消防日。

第二章 火灾预防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防火安全责任制，与所属的有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对消防安全工作定期进行考核。
第十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履行消防安全职责，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负责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工作。
第十一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将包括消防安全布局、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等内容的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负责组织有关主管部门实施。
消防规划由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公安消防机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编制。
第十二条 城市消防规划确定的公共消防设施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如政府决定确需调整的，由当地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消防机构按照规划另行确定适当地点。
第十三条 公共消防设施和消防装备应当与城市其他基础设施同步建设。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不足或者不适应实际需要的，应当增建、改建、配置或者进行技术改造。
公共消防设施由城建、公用等单位负责建设和维护。公共消防设施建成后，由公安消防机构验收、使用。
第十四条 旧城改造、重要易燃易爆设施以及居住区、开发区、工矿区等的建设，必须同步建设消防设施。审查规划、设计方案时，应当有公安消防机构参加。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和建筑用途变更的工程，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单位应当将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报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其中参照境外消防技术规范进行的消防设计，由省公安消防机构审核。未经审核或者经审核不
合格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不得施工。
公安消防机构自接到建设单位报送的消防设计图纸及有关资料之日起，对一般工程在10日内，对国家、省级重点工程和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工程在20日内，出具审核意见书。需要组织专家论证的工程，可以延长至30日。
第十六条 按照国家工程建筑消防技术标准进行消防设计的建筑工程竣工时，建设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机构提交消防验收书面申请和竣工资料。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进行验收，并在验收后7日内出具验收意见书。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从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的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等级。
第十八条 建筑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由施工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协助。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工作，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消防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施工。
第十九条 歌舞厅、影剧院、体育馆、宾馆、饭店、商场、集贸市场等公众聚集的场所，应当设置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的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指示标志，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和器材。
前款所列场所须经公安消防机构安全检查合格后，方可开业或使用。
第二十条 大型集会、焰火晚会、灯会等群众性活动的地点选择、亭棚搭建、电气线路架设、明火使用以及消防设施配置等，应当符合消防安全规定。活动的主办单位应当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前款所列活动举办6日前，主办单位应当向公安消防机构申报。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接到申报之日起3日内，对活动现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未经检查或检查不合格的，不得举办。
第二十一条 两个以上单位共用的建筑物，由产权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产权为两个以上单位的，由建筑物的管理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没有管理单位的，必须确定管理单位。
第二十二条 古建筑、寺观教堂、重点文物的管理或使用单位以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必须加强用火、用电管理，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和报警设备，设置足够的消防用水。
第二十三条 城市人民防空地下工程和其他地下工程，不得用于生产、储存或者经营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利用城市人民防空地下工程和其他地下工程开设旅馆、商场、饭店、歌舞厅等，必须遵守地下工程的消防安全规定。
第二十四条 商场、公共娱乐场所不得设置员工宿舍；设有车间或者仓库的建筑物内，严禁设置员工集体宿舍。
第二十五条 从事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生产、储存、经营的，必须向公安消防机构申请审核。公安消防机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出具审核意见书；审核合格的，发给《易燃易爆化学物品消防安全许可证》。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车辆，必须向公安消防机构申请办理《易燃易
爆化学物品准运证》。
储存、运输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保管员、驾驶员、押运员、装卸员，必须持有公安消防机构核发的作业证件。
第二十六条 研制易燃易爆的新材料、新产品和有火灾危险的新设备、新工艺的单位，应当对研制的每一项目提出预防火灾的具体办法，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公安消防机构备案后，方可交付生产。
使用易燃易爆的新材料、新产品或者有火灾危险的新设备，采用有火灾危险性的新工艺的单位，应当按照研制单位提供的预防火灾的具体办法，采取消防安全措施。
第二十七条 有火灾或者爆炸危险的场所必须采取相应的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防泄漏等消防技术措施。
第二十八条 严禁在燃气管道、输油管道及其配套设施上修筑建筑物、构筑物和堆放影响消防安全的物品。确需在燃气管道、输油管道附近修筑建筑物、构筑物等作业和堆放物品的，必须符合国家消防技术标准。
第二十九条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场所、公众聚集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企业火灾险和公众责任险。
第三十条 居民应当维护住宅的消防安全，遵守用火、用电等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堵塞消防通道。
第三十一条 农业收获季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和安全检查，督促落实消防安全措施。
粮棉加工、储存场所和使用农机具作业的麦谷场等，必须采取防火安全措施，做好灭火应急准备。
打晒、堆放粮食、棉花等作物的，应当与火源和电力架空线保持消防安全距离。
第三十二条 安装火灾自动报警装置、自动灭火装置的建筑物的管理和使用单位，应当落实装置的日常检查、维修保养和值班制度，不具备维修保养能力的，应当委托有建筑消防设施维修保养资格的专业组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维修保养，保证装置正常运行。
第三十三条 从事消防设施、器材维修、保养、检测和消防咨询服务的组织，在提供服务时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并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消防产品的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生产、销售消防产品的，应当报省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第三十五条 下列人员应当接受公安消防机构的培训，取得消防培训合格证：
（一）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及生产、储存、运输、销售或者使用、销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单位和公众聚集场所的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
（二）消防设施的施工、维修、保养、检测和操作人员；
（三）专职消防队员、单位负责消防管理的工作人员；
（四）其它应当接受培训的人员。
有关部门对电焊、气焊及电气设备、线路的安装、维护等具有火灾危险工作的特种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培训时，应当将消防安全知识列入培训内容。

第三章 消防组织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加强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增强预防和扑救火灾的能力。
第三十七条 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和列为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群的管理单位，应当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或义务消防队。
第三十八条 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当根据需要建立专职消防队；也可以由开发区建站，公安消防队进驻执勤。
第三十九条 专职消防队的建立，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报省公安消防机构验收。专职消防队的撤销或者合并，应当报省公安消防机构备案。
专职消防队可以由一个单位建立，也可以由几个单位联合建立。
第四十条 专职消防队应当建立教育训练和执勤备战制度，承担本单位的防火和灭火工作，并服从公安消防机构的调动，参加外单位的火灾扑救。
第四十一条 专职消防队的经费由组建单位按有关规定列支；几个单位联合组建的专职消防队，经费由几个单位共同解决。
专职消防队员实行本单位工资和奖金制度，享受本单位生产职工同等社会保险福利待遇。
第四十二条 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应当对责任区内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部位制订灭火作战计划，经常进行灭火作战演练。与作战计划和作战演练有关的单位应当予以协助，提供有关资料。

第四章 灭火救援
第四十三条 任何人发现火灾，都应当立即报警。任何单位、个人都应当无偿为报警提供便利，不得阻拦报警。严禁谎报火警。
消防队到达火灾现场前，发生火灾的单位必须立即疏散人员，扑救火灾，抢救物资，并派人接引消防车。邻近单位应当给予支援。
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火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
禁止组织未成年人参加火灾扑救。
第四十四条 赶赴火场、执行抢险救援或者消防演练任务的消防车、消防艇等免交过路、过桥、过隧道、泊岸费，需要火车、轮船运输的，铁路和航运单位应当优先抢运。
第四十五条 消防车、消防艇以及消防器材、装备和设施，不得用于与消防和抢险救援工作无关的事项。
第四十六条 火灾扑救的现场，由公安消防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火场总指挥员有权根据扑救火灾的需要，决定下列事项：
（一）就近使用各种水源和通讯、运输工具及其他设备；
（二）截断电力、可燃气体和液体的输送，限制用火用电；
（三）命令人员转移，划定警戒范围，对火场周围实行局部交通管制；
（四）利用临近建筑物和有关设施；
（五）为防止火灾蔓延，拆除或者破损毗邻火场的建筑物、构筑物；
（六）调动供水、供电、医疗救护、交通运输等有关单位协助灭火救助。
扑救特大或者社会影响重大的火灾时，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人员、调集所需物资支援灭火。
第四十七条 公安消防队扑救火灾，不得向发生火灾的单位和个人收取任何费用。
专职消防队、义务消防队参加扑救外单位火灾损耗的燃料、灭火剂和损坏的器材、装备等费用，以及火灾原因技术鉴定所需的费用，经当地公安消防机构核定属实后，按下列规定补偿：
（一）参加保险的，从保险公司偿付的施救费中支付；
（二）未参加保险的，由火灾肇事单位或者肇事个人支付，火因不清的，由发生火灾的单位支付；
（三）保险施救费补偿不足和火灾肇事单位、肇事个人或者发生火灾的单位确实无力支付的部分，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补偿。
第四十八条 对扑救火灾中受伤、致残或者死亡的人员，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抚恤；应追认为烈士的，由有关部门办理。
第四十九条 火灾扑灭后，公安消防机构有权根据需要封闭火灾现场。未经公安消防机构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火灾现场，移动、毁损火灾现场的遗留物品和残骸。
第五十条 发生火灾的单位或者个人有义务保护火灾现场，如实提供火灾情况，协助公安消防机构进行火灾调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阻挠火灾调查工作。
公安消防机构在查处火灾隐患、调查火灾原因和查处违法行为时，可以根据需要依法传唤有关人员。
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火灾原因认定、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火灾原因认定书、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火灾发生地主管公安机关或者上一级公安消防机构申请重新认定；对省公安消防机构作出的火灾原因认定、火灾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向省公安厅申
请重新认定。
火灾原因、火灾事故责任的重新认定决定为最终决定。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为4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罚款数额为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的，罚款数额为600元以上30
00元以下。
第五十三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为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罚款数额为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的，罚款数额为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第五十四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为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单位违反消防法律、法规引起火灾或者导致火灾损失扩大的，可以处警告或者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警告或者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依照《消防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为800元以上4000元以下；情节严重的，罚款数额为4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的，罚款数额为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第五十六条 依照《消防法》第五十条的规定，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为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款的，罚款数额为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从事建筑工程消防设计或者从事消防设计工程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暂扣资格证书、降低资质等级、停止施工，可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或者6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6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 公安消防机构对违反消防法律、法规，严重不符合消防安全的场所或违法生产、销售、运输消防产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情况紧急时，可以暂时予以查封、扣押，并及时通知有关主管部门处理。
第六十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处罚，由县级以上公安消防机构裁决。对给予拘留的处罚，由公安机关裁决。
依照《消防法》的规定，对供水、供气、供电等重要企业，重要的建设工程，交通、通信枢纽，以及其他重要单位、场所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公安消防机构报请当地人民政府依法决定，由公安消防机构执行。
第六十一条 公安消防机构的工作人员在消防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有下列行为之一，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不符合国家建筑工程消防技术标准的消防设计、建筑工程通过审核、验收的；
（二）对应当依法审核、验收的消防设计、建筑工程，故意拖延，不予审核、验收的；
（三）发现火灾隐患不及时通知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改正的；
（四）利用职务为用户指定消防产品的销售单位、品牌或者指定建筑消防设施施工单位的；
（五）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六十二条 有违反本办法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六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1999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