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关于劳动就业管理机构对劳服企业经济纠纷是否应承担经济责任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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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违警律》与公物警察权

刘建昆


　　清代并无公物之概念，但有“官产”之说。以现代的眼光看，官地，由政府投资的道路，路上植树或者路灯之类“官产”，供给不特定人利用，已经属于“行政公物”无疑，甚至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性的“私有公物”也作为行政权的保护对象。1908年的《大清违警律》虽然是西法东渐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对官产或者公物进行警察保护这样的行政职能，在清政府也是当然认可的。
　　不过，一百年前的城市精密化肯定比现在远远不如，其行政机关的分工也远不能达到现在的程度，所以保护公物的职权一概由巡警执法，并无“城管”之设。在立法体例上，也没有专门的公物警察章节，而是散见于《第四章关于交通之违警罪》《第六章关于秩序之违警罪》《第七章关于风俗之违警罪》《第八章关于身体及卫生之违警罪》。
　　在违警罪构成上，公物警察条款与其他条款一样，打击的是违法行为，有的也要求有危害后果；但是从公物警察权保护的对象看，均是常见的市政设施“道路”“路上植木”“路灯”甚至“祠宇”和“沟渠”均有涉及。颇为有趣的是，“未经官准，于路旁河岸等处开设店棚者”与现在的城管驱逐摊贩的执法颇为类似，可见尽管有上百年的变迁，行政者基于公物保护，对公物利用秩序的基本要求始终是存在的。
　　值得指出的是，有时候对道路本身的保护和对道路功能的保护，有时候很难截然分开，一种违法行为具有多种危害后果，甚至违反多种法规的竞合始终存在。这也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可以将一部分交警职权划归城管的原因。


二○○九年八月六日

以下《大清违警律》条款系经本人摘录编辑以便于阅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查原文。

第二十七条第七款：“未经官准，于路旁河岸等处开设店棚者”，第八款“毁损道路、桥梁之题志，及一切禁止通行或指引道路之标识等类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之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

第二十八条“将骡马诸车横于道路，或堆积木石薪碳等类，妨碍行人者”，处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

第三十条第一款“毁损路上植木或路灯者”，第四款“于官地放牧牲畜不听禁止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之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

第三十一条第一款“污损祠庙”及一切公众营造物者”处十日以下、五日以上之拘留，或十元以下，五元以上之罚款。

第四十条第一款“毁损明暗各沟渠”第二款“装置粪土秽物经过街市不施覆盖者”处五元以下、一角以上之罚金。




谁是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

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该条是对妨害公务罪的规定，其主要内容，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已有规定，经过修改补充后纳入新刑法，主要的修改补充是，考虑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过宽，将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修改限制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该条罪名似乎并未得到充分落实，且看以下案例。
2002年5月10日，王某驾驶汽车通过一公路收费站时未交通行费，被该收费站的稽查人员将车拦住，王某掏钱给稽查人员要其代为交费(一般情况下，都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主动收费)，稽查人员让王某自己下车交费，由此发生口角，继而发生争斗，后稽查人员将王某扭送至收费站值班室，交给公安机关处理。2002年5月25日，当地检察院对王某以涉嫌妨害公务罪批准逮捕。
上述案例中的公路收费站隶属于公路局，而公路局则是事业单位，并非国家机关，因此，收费站的稽查人员显然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对王某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那么检察院对其批准逮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作出的一个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事业编制人员依法执行行政执法职务是否可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论处的批复。高检发释字［2000］2号”。该批复的主要内容是：对于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有事业单位人员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或者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可以对侵害人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将该司法解释与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其已经超越了刑法规定，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扩大了，这显然是有违立法本意的。尽管该司法解释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和“执行行政执法职务的国家机关中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作为妨害公务罪侵害的对象，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一时期内极大地保障了行政执法活动的正常进行，较好地保护了执行公务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该条是我国刑法确立的一个重要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实行这个原则需要做到一是不溯及既往，二是不搞类推，三是对各种犯罪及其处罚必须明确、具体，四是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五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因此，司法解释不能任意对法律进行扩大解释，或者作出与法律相抵触的解释。而该批复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法律规定，显然不妥。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其依法执行公务是代表国家机关以所在国家机关的名义行使国家权力，故以法律的形式来保障其依法执行公务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国家的权力不可能全部由国家机关来执行，很多情况下需要非国家机关通过法律法规授权来行使某些职权，比如律师协会、医师协会、企事业单位等，由它们来执行某些职权比国家机关可能要便利一些、容易执行一些，因为它们直接接触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但是它们毕竟与国家机关无法相比，其具体执行事务的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无法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比，老百姓不会认为他们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便他们是在执行公务。如果他们态度粗暴，老百姓便会与其发生争吵、顶撞，这是在所难免的。若将这些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妨害公务罪的保护对象，那势必有可能会助长其粗暴执法等现象，可见此种做法弊大于利，还是不要的好。
总之，笔者认为妨害公务罪侵犯的对象只能是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高检发释字［2002］2号”批复与法律相抵触，望有关部门对此予以关注，不要让我国的法制建设出现倒退的现象。



李 瑞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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