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福建省公安信访窗口服务规范暂行办法》的通知

上一篇: 黑龙江省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
下一篇: 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浅论抢夺罪存在之必要性

叶阳


我国刑法第267条对抢夺罪做了规定，其罪状描述较为简单。通说认为，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使用暴力，胁迫的方式，公然夺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公然夺取"从行为方式上来看，属于对物而非对人使用暴力。这样看来，抢夺罪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而单独作出规定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笔者认为，抢夺罪的存在不但模糊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抢劫罪与盗窃罪之间的界限，而且人为的制造了刑法分则适用上的不必要的漏洞，极不利于实现刑法的根本目的即保护法益和人权。笔者认为，其实所谓的抢夺罪行为，完全可以依照其具体行为方式的不同，而分别归入抢劫和盗窃的范畴之中。
首先来看一个简单的案例；
乙经长期观察于某日上班时间入户行窃，却发现主人甲因故并未出门，乙未实施暴力胁迫，但甲却基于某种理由而未加阻拦，任由乙将财物搬走，此时乙的行为如何定性？
对于乙的行为，一种观点认为无罪，第二种认为构成抢夺罪，第三种认为构成盗窃罪。
显然乙的行为是不能将其归入抢劫与敲诈勒索，诈骗以及侵占等其他侵犯财产性的犯罪当中。其行为与上述犯罪的构成要件存在着实质的差异。那么假如认定为抢夺，那么抢夺的客观方面趁人不备公然夺取指的是行为人在被害人当场可以得知财物被抢的情况下实施抢夺行为，而被害人虽发觉但未来得及反抗。而在本案中，乙的行为却是在被害人发觉并来的及反抗但未反抗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不能够定抢夺罪。同时，如果认为盗窃的概念等同于秘密窃取的话，那么盗窃罪也是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认为不构成犯罪。然而对乙的行为不加以处罚显然违背了刑法的正义性，造成了不应有的漏洞。那么如何才能在不违反罪刑法定的情况下对这个漏洞加以填补呢？
答案只能是通过解释。笔者以为,只有对盗窃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解决这一问题。我国通常认为盗窃只能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然而刑法264对盗窃罪的描述中并未对“秘密性”进行说明。这便给了我们合理解释的空间。这里的盗窃应该进行扩大解释，即认为盗窃不应局限于秘密窃取而指采用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违反财物占有人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他人占有的方式。人们对盗窃手段理解为秘密窃取，在过去的财产极其存在状态较为简单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在财产关系与财产存在状态也表现得十分复杂的时代，这样的理解已经不再具有社会适应性。因此，将其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非暴力的取财方式是完全合理的。这样的情况也不光出现在这里，例如关于容留卖淫罪，卖淫行为的主体一贯被认为是女性，然而并不妨碍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出同样包括男性卖淫的解释。可能有人会有疑议，既然可以对盗窃解释为什么不能对抢夺作出解释使得上述案例同样符合抢夺的犯罪构成呢？只要通过体系解释，结合在抢劫罪对公然夺取的涵义的理解，就可以发现，在抢劫中公然夺取和含义显然不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假如被害人不愿意反抗而自愿交出财物，怎么会导致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而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呢？既然如此，抢夺中的公然夺取也不应包括被害人不愿意反抗的情形，因为其与抢劫的区别只在于暴力威胁而已，而对于公然夺取的理解应该是一致的。否则，必然造成断章取义，导致刑法整体的不协调。而通过比较解释，我们也可以发现，德日等国刑法中对盗窃的解释也早已突破了秘密窃取的范围，而是认为盗窃属于不依赖暴力，胁迫，违反占有者的意志，侵害占有者对财物的占有，将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应该说，对盗窃做出上述扩大解释是具有其合理性的。
认同第一种观点即认为无罪者，可能还基于这样一种理由：既然我国刑法并为明确做出上述解释，就应该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而认定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之间的差别。在事实问题不清楚时，应当适用保护被告人利益的原则。而对于法律问题，在难以确定使适用的情形时，应该做的不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利益而认定为无罪，而是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来解决适用的问题。因为刑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法益和人权而非单纯的被告人的利益。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否则会超出了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导致刑法侵害了人权。
既然将盗窃的概念扩大解释为泛指“和平取财”的方式，少了“秘密窃取”这一明显的差别，那么从客观行为方式上看，抢夺与盗窃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起来。这时，前文所提到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对物的暴力”便似乎成为了抢夺和盗窃之间较为明显的界限。其实，在笔者看来，“对物的暴力”这一提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什么叫做“暴力”？对于刑法分者中关于暴力性质的一切犯罪，从行为方式上分析，其暴力无一例外的是针对被害人而非针对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暴力危及的是人身安全，之所以对暴力犯罪科处较重的刑罚也正是由于其对人身安全的侵害及威胁。对物的“暴力”并不在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范畴之内。再者，对物的所谓“暴力”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的，例如在盗窃的过程中使用暴力的方式破门而入，那么能否认为盗窃也是属于一种对物暴力的犯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而且，对物的“暴力”只是一种对行为方式的单纯描述，而不能用来划分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如果硬要拿它来作为与和平方式进行区分的标准，笔者以为，“对物暴力”的提法应该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认为暴力作用于物之上，通过物而对其占有的人产生作用（现实中的趁人不备抢夺的行为也大多如此）。这样的表述结果还是等于认同了抢夺也是一种对人的暴力犯罪，只不过施暴方式比较特殊而已，这显然与抢夺的构成要件不符。同时，在普通抢夺行为中，造成了被害人的身体伤害，完全是由于行为人的过失所导致，这样的暴力即使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只能以想象竞合犯来处理。综上所述，“对物的暴力”的提法只宜用于通俗的区分抢劫与抢夺，而用以表述抢夺的客观行为方式则是不够严谨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其实抢夺的行为并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明显特征，其行为方式与盗窃在使用非暴力，违反财物占有者的意志，将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或者第三人占有这一表现形式范围内具有重合性，而在其他的构成要件上两罪则是完全一致的。这样，把抢夺罪与盗窃以一个罪名加以规定处罚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是否会违背罪刑想适应的原则呢？从我国刑法分则对盗窃罪和抢夺罪的法定刑的规定上来看，基本上也是相同的。这也说明了即使在立法者看来，抢夺也盗劫行为不论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还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上都具有相似性。因此，将其作为一罪处罚并不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将谁归入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抢夺罪明显不能包括秘密窃取的手段，因此盗窃的外延要广于抢夺，故宜将抢夺并入盗窃而不是相反。
值得说明的是，有一些特殊的抢夺行为由于其行为方式的特殊性，我们不能由于行为表面的特征而简单的将其认定为和平而非暴力的普通抢夺行为。而是应该通过其外在行为方式找到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其罪名。例如飞车抢夺，就属于这类的行为。飞车抢夺的行为方式通过字面就可以看出，在此不赘。笔者以为，飞车行为虽然从表面上看来与普通抢夺无异都属于趁人不备公然夺取，但由于其“飞车”行为方式的本身危险性而导致在实践中经常致使被害人受到人身伤害（例如驾驶摩托车于高速行驶过程中夺取他人财物）。如果将其认定为抢夺，就表明伤害后果是过失造成的，如果伤害后果是故意造成的，则应认定为抢劫。对于造成危害结果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如何认定？有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过失，理由在于伤害结果的发生并非是行为人故意追求的结果，行为人的目的只是通过趁人不备夺取而不是通过暴力斜坡来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因而不具有故意性。笔者以为这样简单的看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对于主观态度的认定应该同时考虑两个因素，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从认识因素来看，对于飞车抢夺的极其容易对被害人造成伤害的危害结果，行为人应该是有所认识的，至少是认识到危害可能发生。从意志因素上来看，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确不能一概认为持希望发生的心理，但认为持放任的态度显然没有任何问题。这样，我们便有理由认为行为人预见到了危害结果可能发生而且是持放任的态度。故应至少认定为间接故意。而在普通抢夺中，由于行为方式一般不具有危险性，故行为人对被害人的人身伤害结果在认识因素上看显然是无法预知的，应认定为过失。综上所述，飞车抢夺属于以暴力的方式来夺取财物，其侵害的法益不仅仅是财产占有权而同时也包括了人身权利在内，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宜认定为抢劫罪。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很多西方国家在立法中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劫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仅仅将飞车抢夺认定为抢夺罪的从重处罚情形之一，显然是不恰当的。而2005年6月8日新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第十一条第三款作出了新的规定：行为人明知其驾驶车辆强行夺取他人财物的手段会造成他人伤亡的后果，仍然强行夺取并放任造成财物持有人轻伤以上后果的（应认定为抢劫）。《意见》在部分程度上赞同了笔者的观点，但这里的“明知……会……”的表述还存在问题，前文已分析，即使是构成直接故意，在认识方面也只要求行为人明知但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可能发生就够了（对于直接故意，如果认识到的是可能发生，在意志因素方面则要求要求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而如果认识到的是必然发生，则意志因素方面可以是追求也可以是放任），而并不要求明知必然发生。因此，这里的“明知……会”缩小了故意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这里还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这一条款属于法律拟制，即将本来不属于抢劫的行为拟制为抢劫来定罪处罚。关于第2款，笔者以为其只是描述了抢夺的预备行为，而根据法律拟制的特点，只要携带了凶器抢夺，不论最终的行为是否使用了暴力及胁迫一律认定为抢劫，而不需要同时符合抢劫的构成要件。而如果行为人最终使用了暴力那显然就已经构成抢劫，而跟本不需要法律拟制。因此，第2款的拟制针对的是携带凶器但在抢夺过程中并未使用的普通抢夺行为。那么这样的拟制是否具有其合理性呢？通说认为，法律拟制存在的理由在于两个方面：形式上避免重复，实质上在于两种行为侵害的法益具有相同或者相似性。而在这个拟制中，携带凶器的抢夺也只是普通抢夺行为而已侵犯的只是财产权，不能因为其携带凶器而认为其同时侵犯了人身权和财产权。故二者所侵害的法益大相径庭，危害性更是有本质的区别，作出这样的拟制是不合理的。虽然笔者并不排除行为人携带凶器很有可能实施的是抢劫的预备，但最终的行为却是抢夺行为的可能。这里就存在一个犯意转化，犯意转化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实行行为中的犯意转化，另一种是预备到实行的犯意转化。携带凶器抢夺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笔者认为，无论预备行为时行为人的主观态度如何，原则上都应该被实行行为所吸收。主观的恶性需要客观行为来体现，而如果在行为方式上未体现出来是无法进行定罪处罚。当然，如果是在携带凶器的过程中，原则上可以认为是抢劫的预备犯，因为我们由理由认定其存在抢劫的故意而实施了预备行为。但在这里的拟制下，行为已经实行完毕，不可能处于其他的停止形态，故只能认定为抢夺。同时，只要行为人夺取了财物，不区分是否使用了暴力胁迫的方式而一概将其认定为抢劫罪既遂显然也违背了罪刑相适应了原则。可以设想，在盗窃预备和实行为中也可能存在转化为抢劫的可能性，那如果携带凶器盗窃，是否也应拟制为抢劫罪呢？结论显然是否定的。在这一问题上，抢夺不具有任何特殊性，应该严格按照犯意转化的原理，按照客观行为方式来处理。因此，267条第2款是没有必要而且不应该存在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抢夺与盗窃的比较以及对两个特殊问题的分析，笔者已合理地将抢夺行为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归入抢劫与盗窃的范畴之中。本文观点在于，取消抢夺罪，不但能够很好的填补刑法的漏洞，而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刑法的体系性，使得刑法整体更加协调。而在国外，这样的立法例也并不少见，德日刑法中均未单独规定抢夺罪，在意大利刑法中，抢夺也只是作为一种加重处罚的盗窃行为而存在。当然，其理由可能与笔者所持相去甚远。例如有学者认为，“行为人在抢夺的瞬间，实际上是秘密的，所以可以认定为秘密窃取。”这样的解释实际上是肯定了盗窃行为的秘密性，却又将抢夺解释成了秘密窃取的行为方式。但无论如何，抢夺罪的立与废，由于对其行为方式认定的不同理解，而变得极具研究价值。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标题】陕西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

【颁布单位】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日期】2001.09.25
【实施日期】2002.01.01

【正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规范企业与企业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行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及有关法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省行政区域内企业与企业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企业与企业职工一方应当建立集体协商制度，依法签订集体合同。
　　本条例所称集体合同是指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劳动关系事项，通过集体协商签订的书面协议。
　　本条例所称集体协商是指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依法就签订集体合同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的行为。
　　第四条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应当遵循平等合作、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五条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
　　职工个人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中有关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的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的规定。
　　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协调集体协商，审查和管理集体合同。
　　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指导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

第二章集体协商

　　第七条企业职工一方有权向企业提出进行集体协商的要求，企业不得拒绝，应当在职工一方提出要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进行集体协商。
　　第八条参加集体协商的双方代表人数应当对等，每方代表为三至十名，并各确定一名首席代表。
　　第九条已建立工会的企业职工一方首席代表由工会主席或者工会主席书面委托的代表担任，其他代表由工会组织全体职工民主推举产生。
　　未建立工会的企业，企业职工一方代表由地方工会或者产业工会指导职工民主推举产生，并须得到半数以上职工的同意。首席代表由参加协商的代表推举产生。
　　职工协商代表的任期与集体合同的期限相同。职工协商代表应当真实反映职工一方意愿，维护职工一方合法权益，接受职工咨询和监督。
　　第十条企业首席代表应当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法定代表人书面委托的代表担任，其他代表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指定。
　　第十一条协商双方的首席代表在集体协商期间轮流主持协商会议并负责集体协商的组织协调工作。
　　第十二条进行工资集体协商时，协商双方可以聘请专业人士作为协商顾问。
　　第十三条参加集体协商的双方应当向对方提供协商所需的有关情况和资料。涉及保密规定或者商业秘密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职工协商代表参加集体协商或者依法履行代表职责占用工作时间，企业应当视为出勤，支付相应工资。
　　职工协商代表在劳动合同期内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企业不得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

第三章集体合同的签订

　　第十五条集体合同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劳动报酬；
　　（二）工作时间；
　　（三）休息休假；
　　（四）职业技能培训；
　　（五）社会保险和福利；
　　（六）女职工及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
　　（七）劳动安全卫生；
　　（八）经济性裁员的程序和条件；
　　（九）劳动纪律；
　　（十）合同期限；
　　（十一）变更、解除、终止集体合同的协商程序；
　　（十二）双方履行集体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十三）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时协商处理的约定；
　　（十四）违约责任；
　　（十五）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双方可以就前款中部分内容签订专项集体合同。
　　第十六条集体合同的期限为一至三年。专项集体合同的期限为一年。
　　第十七条经双方代表协商一致的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职工代表或者全体职工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获通过；未获通过的草案，由双方代表重新协商修改后，再次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表决。
　　表决通过的集体合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
　　第十八条集体合同签订后，企业应当在七日内将集体合同及附件报送企业工商登记机关的同级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审查登记。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集体合同生效后，企业应当在七日内向全体职工公布。
　　企业工会应当在七日内将生效的集体合同报送上一级工会。
　　
第四章集体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十九条在集体合同有效期内，出现以下情况，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者解除集体合同：
　　（一）订立集体合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被修改或者废止的；
　　（二）因不可抗力致使集体合同部分或者全部条款不能履行的；
　　（三）企业合并、分立、破产、解散等，使集体合同无法履行的；
　　（四）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提出变更或者解除集体合同要求的一方，应当提供相关依据。
　　集体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变更的，企业应当在七日内报送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解除集体合同的，企业应当在七日内向劳动行政主管部门提交书面说明。
　　集体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变更或者解除的，企业工会应当在七日内书面报告上一级工会。
　　第二十条在集体合同有效期内，企业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集体合同的效力。
　　第二十一条集体合同期限届满或者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该集体合同即行终止。
　　第二十二条集体合同期满前，双方应当提前六十日协商续订集体合同。
　　续订集体合同按本条例签订合同的程序规定办理。

第五章集体合同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企业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上级工会对企业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四条集体合同双方应当成立监督检查组织对集体合同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中发现问题，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双方首席代表，双方应当认真研究，协商处理。
　　第二十五条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职工首席协商代表应当每年向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报告集体合同履行情况。

第六章集体合同争议的处理

　　第二十六条在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不能自行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可以申请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各方协调处理。
　　第二十七条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协调处理在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当自决定受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处理完毕；情况复杂确需延长协调时间的，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十五日。
　　第二十八条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十三条规定，不进行集体协商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不为职工协商代表支付工资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违法解除职工协商代表的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赔偿职工协商代表损失；拒不改正的，责令给予职工协商代表本人年收入二倍的赔偿，并按国家规定支付经济补偿。
　　第三十一条企业违反本条例规定被处以二万元以上罚款的，有权要求举行听证。
　　第三十二条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集体合同行政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与职工一方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以及签订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四条本条例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